——读张二棍诗集《我愿埋首人间》

　　相较于小说、散文，阅读诗歌的重要乐趣在于，你可以更直接、更投入地体味一个写作者的精神世界：从具体的用词偏好、构句风格、打开经验的方式、种种习惯乃至怪癖，到写作者的心智、审美、知识结构及其对生活的理解。小说家可以在写作中享受扮演别人的乐趣，或在不同的心灵间自由出入，但一个真正的诗人很难对诗歌逢场作戏，对比诗论、批评、创作谈，你总能在他的诗歌中看到更丰盛或隐秘的自我意识——即使其本意可能并非“自我表现”。这是我阅读张二棍最新诗集《我愿埋首人间》的主要感受。
　　从题目看，《我愿埋首人间》蕴含着鲜明的艺术态度。“人间”在汉语里是特殊而丰富的词语，或许其他语言中根本找不到对应概念，它没有形而上的对立面，而是一个混沌的整体。“埋首”意味着一种低姿态，诗人唯有将自己蜷缩起来，甚至打磨得薄若蝉翼，才能楔入人间的每道褶皱与裂痕。张二棍显然不是卞之琳、吴兴华、张枣那样的诗人，我猜测他对“纯诗”没有兴趣，他不相信在满目疮痍的人间之外别有一个诗的世界，诗不是一架逃离人间的梯子，至多是生活的峭壁上聊供喘息的岩阶。他似乎将高昂的智性摒除于诗歌之外，而更愿用情感、身体、呼吸来体察生活，或者说，他将智性从脑部分散到全身的感官，分散到“陈年的伤疤”与“新添的皱纹”中，分散到从身体长出的鹿茸、熊掌、驼峰中，也分散到“钻木取火的疼痛”与“自己纷扬的碎屑”之中。他用经验代替智性，经验的广度构成了思想的深度。
　　相较张二棍以前的诗作，《我愿埋首人间》中的作品更多表现出中年心态。中年心态不仅意味着风格上的沉郁、苍茫、内省，也意味着有更多的东西在语言中汇聚。中年不是特定的时段、特定的生理状态或生活境遇，而是一块凭临深渊的崖石，一个可以回望的节点，站在这个节点上，前路不可知，仿佛一步步踏进生命的深池，无尽的过去、无数个自己纷至沓来，这一刻，诗人似乎得到灵视的能力，成为自我的旁观者——他同时在参与和观看、行走和停留、感伤和反讽、表达和沉默、建构和解构。这种深刻的二元结构贯穿于《我愿埋首人间》之中，它是“宿醉的大盗”与“熬药的小姐”、“开仓放粮的仁慈”与“杀无赦的呐喊”、“戏中的哭诉”与“人群的凝咽”、“蓬头垢面的吹糖人”与“法力无边的造物主”。读张二棍的诗总是能感受到有趣的“悬停”——你在接受一个信息时，就在拟想它的对面是什么。
　　对自我的旁观也源于身份困境。张二棍以特定的身份为人们熟知，久而久之，身份不免构成束缚，尤其对一位内在丰赡的诗人而言，这种束缚更形拘挛。读者往往抵触变化，抵触异质，更抵触精神的流亡，但这恰恰造成另一种流亡，诗人遗留一副蝉蜕在原处，灵魂脱身而出。所以他写道：“我就孤零零活在，无数个不堪的复数之中/渐渐忘却了，到底哪一个/才是，我该为之恸哭的真身”（《原形》）。某种程度上，“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是“我们”，是无数人的共谋。脱离这种共谋关系，才能走向重生：“这妙不可言的时刻，万物沉寂/我置身于黄昏的中央，独自孕育/和抚养出，一个恍若隔世的新人”（《重生记》）。
　　就艺术风格而言，《我愿埋首人间》仍保留着张二棍标志性的写作特点。他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修辞能力，即使陈词滥调进入他的诗句中也会重获生命。他的语言奇崛，却不晦涩，尤其在处理词语与句子的关系时常表现出对“奇崛”的偏好，某些词语仿佛要倾尽气力挣脱句子的束缚。古典诗的奇崛易流于险怪、堆砌、虚浮，现代诗的奇崛则往往变成抖机灵，张二棍灵巧地规避了奇崛可能造成的弊端。他的作品很少出现“词生词”的现象，总能用丰饶的诗性稀释显豁的表达意图，并在不和谐中寻求深层的和谐。

何亦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