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传记《独持清德陈廷敬》

　　钟小骏给陈廷敬写传是临时起意。但写着写着，他就写了数稿，直到放入“山西廉政文化丛书”的这个版本。从它的早期版本出发，一路行进到此处，绵延了10年，确实是枝繁叶茂了，同时也更真实更文学了。
　　就传记文学，人们常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但我不这样认为。漫说文学拒绝定额配给，即便有“原则上”的回旋余地，也只是在“余”里微调罢了，并没有改观多少“实事”的面孔，反而给传主的脸打了一层厚厚的虚构之蜡。人物吃胖了，却也是虚胖。
　　这背离了传记写作的初衷。传记写作主要不是给传主的生平“补漏”，而应该是：在已知的事实基点上，清理出传主的精神脉络，把他或她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观察，来理解，来编纂，最终让他或她自行映现自身于读者的头脑中。所以，什么可说、什么不可说就很重要。
　　既然想象和虚构对传记写作的实质贡献微乎其微，那么，是不是我们就要把“宝”全都押在史实上呢？倒也未必。鉴于史实只是史料中书写的“事实”，所以，我们必得在极度节制的意义上滤除附着于事实之上的语言幻觉。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史家的主观“笔迹”，还有明显违拗逻辑的讳言婉语，以及传主不大可靠的自述等等。
　　以上诸项，尚未完全道尽传记文学，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的写作要点，但只要揪紧这有限的几处，便足够托起钟小骏的大著《独持清德陈廷敬》。理由在前，实况在后。
　　实况一：陈廷敬9岁那年，写了一首诗《咏牡丹》，其曰：“牡丹后春开，梅花先春坼。要使物皆春，须教春恨释。”马上就被时人判定“是儿，大异人”。钟小骏却嗅到了这首诗的“神童”套路：陈廷敬私淑过的精神教父薛瑄咏过“独卧地上”的“虎”蛤蟆；上溯到唐太宗李世民，则“独坐井边”；下延到薛瑄的后世同僚张璁，就成了“独蹲池边”；再到“独坐池塘”的“虎踞”新版本，不一而足。
　　实况二：陈廷敬的一生有多慎？14岁时以童子试第一的成绩入潞州府学读书，生员中有一位古道热肠的于秀才常常怨怼新朝，而陈廷敬示以文章之道后，方通达学业。这是慎言。顺治十六年，陈廷敬22岁时，只因与他同名同姓、同榜登科的庶吉士同僚陈敬犯了点过失被皇帝革退，就要改原名“陈敬”为“陈廷敬”。这是慎身。进讲康熙帝，必要自谦“此臣一家之言，荒悖谬乱”云云，这是慎行。致仕，却卒于任，这是慎终。钟小骏之所以于本事的齿颊处，捕捉到这“四慎”，其实是另有所指，那便是慎而得存，存而恪勤。
　　对于“廉吏”，勤是通项。陈廷敬如若不勤，也不会在任上殉身。以此观之，钟小骏写到勤时，例行公事般征引实例，倒也不出情理。
　　实况三：陈廷敬少时，祖辈及父兄已创下偌大个家业，堪称地方豪绅，绝无一点贫穷迹象；他聪颖好学，虽经变乱，却从未陷入经济上的窘境。加之父母的言传身教和家风滋养，这样的“雄厚”基础，绝非其他出身于寒门的古代廉吏可比。陈廷敬的清廉，更重要的恐怕是他充分省察和行使廉洁之“义”。即，建立劝廉制度。凡事一上升到制度，便生出了章法。廉，亦从私人操守，一变而为公共契约。著者所举《请严督抚之责成疏》《请议水旱疏》《抚臣亏饷负国据实纠参疏》《制钱销毁滋弊疏》，其用意便不在于临时补救，而关乎廉的民生民富之根本。“夫节财者，当于有财之时”，实在是精准定位了廉的来处。于官员，于民众，皆是导向廉洁公理公义的可行路径。
　　始乎于廉，终乎于廉，由廉吏而廉民，不正是传主陈廷敬竭尽一生希望传达的理想声音吗？钟小骏传达了这个声音，他因此而和这本传记一样真实，一样笃定。

王朝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