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小骏，70年代生人，祖籍浙江，长居山西。作品《巅峰对决》获赵树理文学奖长篇小说一等奖。创作有人物传记《韩非子》，主笔创作广播剧《光源》，参与创作影视剧多部，随笔杂文散见于多家媒体。
　　钟小骏深谙叙事，思维开阔，这使他的人物传记有了纵横开阖的视野，同时摆脱了艰涩和乏味。他为传主设置了意义丰富的行动空间，也从各个维度考量了人物行为的种种根由，使得人物塑造立体深邃。
　　本版特刊发钟小骏就其人物传记《独持清德陈廷敬》撰写的自述和该书书评，以飨读者。

——编者

　　《独持清德陈廷敬》已经是我所写的第三版。从第一版开始算的话，前后历时已经超过10年。从我个人出发，10年时间，无论是文本角度，还是对传主陈廷敬的了解，都有些变化。
　　2015年秋，我初次接触到这个题材的时候，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所有试图创作古代人物传记的作者们都面临的问题——资料不足。当时，有关陈廷敬的人生经历、日常所创作的诗词文章，还有关键历史事件发生时所上的奏章和与友人朋党之间的书信往来等等都并不齐备，所幸任茂棠教授主编、多位在大学任教的文史哲教师的合著《陈廷敬大传》已经出版，其中澄清了陈廷敬本人的历史经历，了解了他从考中进士旋选为庶吉士到任文渊阁大学士的全部过程。使得陈廷敬“在朝任职53年，长期担任康熙皇帝的经筵讲官，曾在中央六部中的四个部担任过尚书，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主持编修了影响深远的字书巨作《康熙字典》”这样的形象终于清晰了一些，给我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且不可取代的作用。可惜陈廷敬“生前宦达显赫，死后文名寂寞”长达300余年，尽管各位前辈兢兢业业地著述、出版了《陈廷敬史实年志》《陈廷敬思想研究》《清初学风与陈廷敬思想简论》《陈廷敬诗学研究》等书，但这些书籍在内容上偏向学术、阅读上门槛较高、目的上是为了填补当时的学术空白，因此导致在可读性与普及性上有不足，与我当时的创作目的不完全一致，还需要从多个渠道继续补充。
　　当时我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在于“线索”。传主陈廷敬事迹诸多，对读者而言如果只从“轶事”来看的话，会太过散乱又繁杂，可要是简单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罗列，不免又失去对事实背后更重要的“动力”或“动机”的思考，整部作品会显得格调不高。解决这个问题，必然要求创作者以某种“个人”的角度对传主的行为或事迹进行“解释”，这样从读者的视角来看传主的人生便符合了某种“命运”，或者说，传主的诸多独立发生的事件也便具有了某种“目的”，因而有了必然性，也因此可以“被解释”，换言之，成了一个可以被读者理解的“故事”。但这样做，可读性被满足了，客观性却必然受损：人类是如此复杂的生物，一个独立的客体试图理解、代入、重现另一个客体的所思所想所为，实在是太过狂妄了。更何况还隔着时代的鸿沟，与社会环境的差异。
　　这第三版《独持清德陈廷敬》的创作，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野心”：能够尽量讲清楚陈廷敬的生平、能够尽量解释陈廷敬行动的原因、能够尽量展现陈廷敬面临的困境，以及，能够尽量刻画一个更生动的“人”。其中，讲清楚传主生平事迹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收集资料是一个漫长而充满折磨的过程，某些事迹可能存在于你完全想不到的地方，而验证它们的难度甚至还在得到它们之上。解释他的行动需要的是对当时社会环境、经济表现、政治气候以及同时代政治人物都有所了解，除此之外还需要结合一部分心理学、逻辑学的了解，换言之，这需要相当的学术素养，对我这样一个学术门外汉来讲难度就更高了。展现困境是这几个要求中最贴近“文学”的——把某些只基于个人感受的情绪演绎成可以被读者“同感”的过程使用的正是“文学创作技巧”，这一环节的难度在于“克制”，避免“作家”身份本能的对“高潮”或者“戏剧性”的追求，冷静地保持“历史”原本样子的描述是我付出最大努力的地方。
　　最后，让陈廷敬还原成一个“人”，一个个体，也正是我个人认为这一版本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原本的传记形式中，对“主旨”的追求或者说宣扬，是通过对某些细节进行解读甚至“夸大”来完成的，在本书当中，我通过与同时期那些富有华彩的政治人物的生平或行为进行对比来展现，索额图、明珠、徐乾学、高士奇、熊廷弼等等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人物在与陈廷敬共事的过程中逐渐远去，我把他们的经历与陈廷敬放在一起，想说的其实是《孙子》中的一句话：“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作为政治人物，让他真正矗立到最后的，其实不是某些闪光时刻，而是严谨的习惯——不犯错。
　　这句简单的话，做起来是多么难啊！

钟小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