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银行》读后

　　我们党已经走过了风云激荡气象万千的百年，用文学记载、再现、书写这百年，是文学写作者的责任。
　　学术界将文学对历史的书写，分为大历史与小历史。大致说来，占主导地位的集中的统一的对历史的“正史”书写属于大历史，分散、零碎的私人性、经验性的对历史的书写属于小历史。我们民族书写历史的传统，则是文史哲不分，是以演义手法形象史志。譬如《史记》刘邦项羽其人其事，是历史，但类如《鸿门宴》那场面那细节，却又是文学。《三国志》是史书，《三国演义》则是对这志书的形象化演义化表达。所有这些，都为我们今天的文学写作者书写历史提供了经验与借鉴。《红色银行》的出版则是对这经验与借鉴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实践。
　　山西是党领导抗战的重要的根据地，其时八路军3个师均进驻山西，120师则主要进驻于晋西北。无论是军费的开支，还是根据地建设的经济之需，成立于抗战初期的兴县农民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对此都有着不容小觑的贡献。这是党领导下的最早的金融机构之一，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银行的源头之一。惜乎在历史书写及文学书写中，我们对此都存在着不应有的忽视。究其原因，可能是我们的书写一向重视在革命过程中超越物质的精神力量、革命过程中社会结构人际关系的变革等等，对革命过程中的经济元素的力量特别是金融元素的力量未能给以应有的重视。当然，这也与我国长久以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有关。在对革命过程的书写中，一向是战争题材与农村题材占据着主导力量及主要构成，城市题材工业题材一向是薄弱环节，更何况是金融题材。即使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有着对企业家的文学书写，但对金融家的描写却还是一向寥寥无几。但金融业形态如何，却是今日中国关涉国计民生、实际影响着公众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巨大元素。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红色银行》既是对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丰富与扩充，也对今天文学界重视金融题材的书写具有重要的启示性。
　　在对作为历史真实存在的兴县农民银行的文学书写中，《红色银行》基本上是遵循着《史记》《三国演义》这样文史哲不分或以文学“演义”历史的文学书写历史的传统。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就是“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对刘少白及其家族、对牛友兰一家、对县长张干丞等等主要人物及其事件的描写，对该银行成立及发展过程、实践形态的描写，是严格地遵循历史的真实，是做到了有“史实”作为书写依据；对主要人物场面活动中的细节，对次要人物，则有着不可避免的文学虚构。
　　也正因为如此，《红色银行》在扩充、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的同时，也扩充、丰富了革命历史题材中的人物画廊。这主要是指，作者在作品中，成功地塑造了刘少白、牛友兰及一干乡村士绅的形象。可以说，是严格地遵循着历史的真实，从而矫治了文学书写上的价值偏颇。
　　《红色银行》中另一个出色描写，是对刘少白家族众多人物的描写。这些人物，在这部小说人物形象的构成中，占据了相当的比例、分量。这自然是因为历史真实的原因，却也在这描叙过程中，揭示了家族力量在中国传统乡村中的重要性。以血缘为人际关系结构纽带的传统中国，家族是体现这种社会结构的最重要的载体。阶级关系与家族关系的相互作用及其相互作用下的形态，十分复杂亦充满着各种“张力”，《红色银行》在这方面的描写，丰富、深化了我们对此的具体认知。
　　这部小说通过事件、外部行动、内心心理等等对小莲、冷娃、嵇子霖等下层人物生命形态人生过程的描写，其深刻，其生动，其丰富，甚至大有超过对刘少白、牛友兰等等主要人物的描写之趋势。这是由于描写这些人物，有着更多的可供借鉴的写作资源，相对描写刘少白、牛友兰等等乡村士绅，作者的笔力显得更驾轻就熟。这些人物，在构成“红色银行”的生成、存在及对民众生活的实际影响的时代、社会生态方面，是必不可少的，但在这部作品中，似乎将此描写与“银行”的关系揭示得不够充分，甚至有些游离在外。
　　这部小说的成功，与山西的历史传统社会生态及文学传统文学生态密不可分。山西的晋商曾经名闻天下，山西又是红色革命根据地的重镇，在今天，现代经济的发展是山西所面临的巨大的时代性挑战——其中，金融业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山西作家成一写有长篇小说《白银谷》，是对晋商历史的文学性叙写；张卫平的《红色银行》则是对我党在战争年代金融业历史的文学性叙写。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对金融业历史真实时代意义的文学叙写，将会有着更大的发展。

傅书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