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东省“4·19”案侦破手记

　　“当所有常规的解释都被排除之后，剩下的那个，无论多么不可思议，都必定是真相。”

　　——夏洛克·福尔摩斯

序言

　　2010年4月19日。那一天，三个花季少女的生命，被一双罪恶的手，永远掐断了。
　　她们走进了春天，再没有走出来。
　　案件发生之后，部、省、市、县四级公安机关迅速行动，以雷霆之势展开侦破工作。其间走访群众十余万人次、摸排几万个家系、检测血样四万余份，艰辛和曲折难以言说。
　　然而嫌疑人却像一缕烟，散进了这片辽阔的大地，消失得无影无踪。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线索像沙漏里的沙子，一点一点地漏完。侦查陷入了令人窒息的停滞。
　　这一过程，历时六年！我作为曾经的一名主侦人员，见证了这一过程。
　　六年，我们没有放弃！我们一个接着一个、一任接着一任，想尽了各种办法、用尽了各种手段，在全国首创Y染色体家系排查技术用于刑事命案侦破。
　　经过六年不懈追踪，终于DNA比对成功、案件告破！
　　破案之后，我慢慢地把这件事放下了。案子结了，总算有了交代。
　　直到2024年12月的一个傍晚。
　　省公安厅退休老厅长突然给我打来电话，声音里带着一种我很久没听到过的激动：
　　“快打开中央电视台八套！《我是刑警》——正在播咱们破的那三个小女孩案子！”
　　我放下电话，打开电视。
　　14年前那些真实的场景重新出现在屏幕上：那条羊肠小道，那孔黑暗的窑洞，那5个抓蝌蚪的矿泉水瓶……一幕一幕，所有那些我以为已经放下的细节，潮水般地涌回来，挡都挡不住。
　　我又一次泪目了。
　　影视作品有其局限，剧集再好，也只能呈现骨架。那些真正的艰难、那些真正的寂静、那些没有任何镜头去记录的坚守——都在画面之外，被时间默默带走了。
　　我的许多许多战友，是那些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画面里的人，他们默默无闻，没有立功、没有受奖，有的人甚至在案件告破之前就已经调离或者退休，离开了这个战场；但他们每一个人，都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悄悄地融进了这个案子里。
　　他们功不可没！
　　这是我最想说的一句话——没有他们负重前行，哪有岁月静好！
　　于是我想，能不能以这个案子为原型创作一部小说？小说更生动一些，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或许能吸引人读完。只要有人读，就会有人知道：当年的工作有多艰难，有多少人在那份艰难里，把自己活生生地耗进去，而他们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
　　写作的过程，比我预想得难。工作繁忙，只能每天下班之后写几百字，陆陆续续写了将近一年。有很多次，写到中途，我不得不放下笔，不是因为不知道怎么写——是因为想起那些人、想起那些真实发生过的场景，心里涌上来的东西太多、太重，文字搬不动它。
　　现在，这部小说终于写完了。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同事——那些用最普通的方式做了最了不起工作的一线民警！
　　献给广大人民群众，为维护社会稳定、打击犯罪，在各自工作、生活圈子里做出各种贡献的人们！
　　你们是这个时代真正的英雄！

第1章 推迟10分钟的会议

　　如果要我从二十六年的刑侦生涯里挑出一个最难忘的案子，我一定会说出“4·19”。
　　这三个数字落在舌尖上，凉凉的，像一枚刚从弹匣里退出来的弹壳。你能尝到铁锈的腥味。
　　不是因为它最血腥。二十六年来，我见过比这更骇人的现场——碎尸、焚尸、灭门；也不是因为它最复杂，经济犯罪的案卷摞起来能顶到天花板，一笔一笔的账目能让你算到怀疑人生。
　　是因为在那桩案子里，我第一次真正懂得了福尔摩斯的那句话。不是因为我在书本上读到它——是因为我亲眼看着一个叫徐克的人、一个叫关玉堂的人，还有许多许多的同事，用六年的时间，把这句话读了出来。
　　故事从2010年4月19日开始。
　　准确地说，是从那天上午9点开始。
　　河东省公安厅召开干部大会，宣布新任厅长。老厅长退了之后，这个位置空了整整两个月。全省公安系统像一台绷着弦的机器，螺丝松了一颗，所有人都在等那只手来拧紧。
　　会场布置得很隆重。红色横幅从天花板垂下来，每一个褶子都用图钉钉得服服帖帖。主席台上铺着深绿色绒布，麦克风调了三遍。台下的座位按照部门分区，每个人的桌签都摆得端端正正，像列队等待检阅的士兵。
　　但领导们迟迟没有入场。
　　9点过了。9点05分。
　　我坐在第三排靠窗的位置，手边是一只白瓷茶杯，茶泡得正酽。四月的阳光从窗户斜进来，打在桌面上，能看见细小的灰尘在光柱里慢慢飘——那些灰尘飘得极慢，慢得像时间本身也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有人开始交头接耳。后排传来嬉笑音，又被人小声制止了。
　　空气中的期待混合着一种说不清的焦躁。那种感觉我很熟悉——刑警的直觉。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闷热，你知道有什么不对劲，但你还不知道那是什么。
　　我旁边的位置空着。桌签上写着三个字：高志勇。
　　高志勇，盐南市公安局局长，老公安了，从片警一步一步走上来，干了三十多年。这种大会，基层领导一般都到得最早——新厅长上任，没有人敢不重视不严肃。
　　他干什么呢？我想给他打电话，但会场不让带手机，手机寄存在会议室门口的保密柜里。
　　现在已经9点07分。
　　我不安地转动着手里的笔。笔帽上的夹子已经被我掰得有些变形——那是我思考时的习惯，徐克说过我很多次，说这支笔迟早要被我掰断。
　　9点10分。
　　会议室门从里面打开。领导们鱼贯而入，依次走向主席台。会场瞬间安静下来，椅子挪动的声音和清嗓子的声音几乎同时消失。
　　新任厅长阳新走在中间，步伐很稳，每一步都像用尺子量过——不疾不徐、不卑不亢。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他。他的警服在身上有一种罕见的效果：不是衣服穿人，是人穿衣服。肩上的警监衔在灯光下微微发亮。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履历——从小在军营长大，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毕业，主动申请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从垦区派出所民警一路做到省公安厅厅长。三十多年的部队和公安历练，把一种东西刻进了他的骨子里，不是威严——威严是可以装的。是定力，是那种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会慌的定力。
　　他入座后，目光缓缓扫过全场，不是巡视、不是检查——是打招呼。在短短几秒内，他和这个屋子里每一个穿警服的人做了一次无声的交流。当他收回目光时，他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在心里给这个集体打了一个分数。
　　几乎同时，我旁边的侧门被推开了一条缝。
　　高志勇闪了进来。
　　他猫着腰，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但他整个人带着一股外面街道上的凉气——四月的早晨还有些冷，那股凉气像水一样漫过来。
　　他坐下来，与我握手，低声说：“刚刚接到报警，古丹县发了起恶性命案，三个小女孩被强奸杀害。”
　　高志勇长期在基层公安摸爬滚打，面相本来就显老。但今天的他比上次见面时又老了不少。他眼窝深陷、眼袋突出、颧骨高耸，掩饰不住满脸的疲惫。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
　　“我一会儿得赶回去，有不少工作需要省厅支持，你得帮我协调力量。”他转过头来，又补了这么一句。
　　古丹县。
　　恶性命案。
　　三个小女孩。
　　我的笔在手里停了。笔帽上的夹子终于断了。
　　在刑侦的词典里，“恶性命案”可以是一具尸体，也可以是十几具。“三个小女孩”这几个字的分量，我掂量了许多年，到现在还掂不清楚。
　　我看着他，点了点头，没有多问。在这种场合问细节不合适，正开大会呢。他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事情比“恶性”两个字更严重。（未完待续）

林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