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王家大院之王氏家风的历史传承之二

　　重要的是“民运粮”和“开中制”不仅让王家赚了钱，而且使王家了解了塞外的商机。
　　有明一朝，与蒙古部落的关系时好时坏，但南北农牧两大区域的物资交流却一直都未间断，只不过有时光明正大地进行，有时暗中交易而已。
　　早在永乐年间（1403—1424），明王朝为了方便官方和民间与蒙古和女真族进行交易，就在辽东设了马市。宣德四年（1429）又设了宣府马市、万全右卫马市、张家口堡马市。宣德九年（1434）再设山西水泉堡马市。作为山西人，王家既占有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又有运粮实边的便利。这些有利条件的叠加，为明初王家商业的拓展和兴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明中叶以后，王家的商业进入第一次大发展时期。弘治五年（1492）朝廷把开中纳粮改为纳银。面对这一情况，王家改变经营方针，他们留下一部分人继续从事纳银换引的盐商生意，另一部分人则到全国各地将粮、布、丝绸、茶、铁器等物资贩运到北方边镇进行物资交换。
　　这样，王家就逐步改变了单纯的开中商人身份，经营范围由粮食、食盐扩大到棉布、丝绸、茶、绒货、铁货、马匹、皮货等方面，发展成为从事多种商业活动的商人，其经营活动的地域也进一步扩展到了从江南到塞北的全国各地。
　　这一时期，王氏家族涌现出了以九世祖王迪、王璠、王玺、王朋、王言为代表的一大批商人。这些人发展了先祖们创立的“勇于开拓，诚信经商，重义轻利”的家风，不仅为王家创造了丰厚的经济效益，同时建立和扩大了自己的朋友圈，在万里商道上留下了“侠商”和“义商”的口碑。特别是王迪，对这个时期王家开拓塞外市场，并为树立王家人诚信经商的形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明万历年（1573—1620）以后，王氏第十二世王大纪、王大清兄弟，在继承祖业经营茶马贸易的同时，与移民到河北、河南、山东的族人联手，将生意再度扩展到棉麻、木材、杂货经营等方面，将王家的商业推向了高峰。
　　需要指出的是，进入明代以后，王家还涌现出一批有各种工艺专长的工匠，著名金匠八世祖王可才就是其代表之一。
　　王可才于明正德年间（1506—1521）在钟灵巷口创建了名为“宝和楼”的银楼，由于他打造和售卖的金银器“货真价实、工艺精湛”“在方寸之间，细微之处，一丝不苟”，并能通过各种惟妙惟肖的吉祥图案，将顾客美好的愿望寄托在金银器上，从而被人称作“打金神手”，成为王氏家族“干一行爱一行”“行行出状元”的敬业家风、“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工匠精神以及“工者彻通诸艺，精巧相生”的一个典型代表。
　　明代中期之前，经商虽然让王家赚得钵满盆满，而且在强大的经济条件支持下，王家也培养出了不少读书人，但他们家通过科举考试步入官场的人却寥寥无几，社会地位也没有得到明显提高。个中原委，除了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沿袭的根深蒂固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明初朝廷为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设置的政策障碍之外，还源于社会上对商人的歧视和偏见。
　　了解中国古代历史的人都知道，早在汉代初时，汉高祖刘邦就曾颁布了很多对商人的歧视性政策，如商人及其后代不得为官为吏，不允许商人穿丝绸衣服和乘车等。到了汉武帝时期，商人除了不能当官之外，还不允许拥有土地和奴婢。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那就更不必说，尽人皆知，那是门阀制度（其主要特征是按门第高下选拔与任用官吏）盛行的时期。
　　隋代开创科举考试制度以后，一度盛行的按门第高下选拔任用官吏的门阀制度被颠覆，一般士绅通过科举考试，即可入仕。就算是出生庶族寒门的子弟，只要有才华，也有机会跻身官僚阶层，可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这个改变却一直与商人无缘。因为从科举制度全面实施的唐代起，朝廷就建立了商人及其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明确规定。唐太宗时，这种对商人的歧视甚至进一步延伸到社会活动中，比如“工商杂色之流……不可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等规定。而武周时期，宰相韦安石更直斥商人为“贱类”。
　　宋代时，科举制度对商人及其子弟的限制虽然有所放宽，但也只是允许他们中的“奇才异行者”应举，而所谓的“奇才异行者”实在不好界定。所以，那其实只是一个画出来的饼。
　　明代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基本承袭了唐代歧视商人的政策，比如在穿衣的等级方面：
　　据《明史·舆服制》记载，洪武十四年（1381），朝廷规定：“令农（民）衣绸、纱、绢、布，商贾只衣绢、布。”
　　洪武十八年（1385）到洪武二十年（1387），朝廷陆续颁布了《御制大诰三编》（又名《明大诰》）。这是带有特别法性质的重刑法令，其中，《大诰续编》就明确规定，“市井之民（商人）不许为吏卒”。
　　洪武二十四年（1391），明太祖又下旨规定，若离乡农民不务耕种，专营末业，则视为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人，准予逮捕。
　　甚至到了明代中期的正德年间，明武宗朱厚照还出台过商贩、仆役、倡优、下贱不许服用貂裘的歧视性规定。显然，在那个时候，商人的社会地位仍与仆役、倡优、下贱等同。
　　而在商人及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方面，明朝前期，也有诸多限制。比如考生不仅须回原籍方可参加考试，而且还需经过“各具年甲、籍贯、三代本，经县、州申府，府申布政司”等繁琐的审批环节。这在交通条件十分有限的当时，对于有生意需要照顾，不可能长时间关门歇业的商人来说，就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拥有了大量财富的王家商人，为了能够通过科举入仕跻身上流社会，改变“富而不贵”的尴尬社会地位，着重做了两方面的努力。
　　王家人所做的第一方面的努力，是用经商赚来的钱大量购进土地。王家人采取这一“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举措，旨在以农民的身份淡化和掩盖自己商人的身份。事实上，这种举措达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即在达到掩盖商人身份目的的同时，也推动王家进入了当地大地主的行列。至此，王氏家族完成了由元末的雇农到明初的自耕农和商人、再到明中期以后具有了豪商和大地主双重身份的三次大的跃进。
　　具备了双重身份，也就意味着一家人既要经营商业，又要经营农业。为了做到经商和务农两不误，实现“以商致财，以农兴家”的两全之策，王氏家族应运而生了大量的“大家庭”。
　　所谓大家庭，就是由一个男性前辈的子孙及其小家庭组合在一起，同居共财、同爨共食的数世同堂的家庭。起初，王家的这种大家庭以三世同堂或四世同堂者居多，后来，五世乃至六世同堂的家庭也有出现。这些大家庭中的成员，在最高家长的统一领导下，有人总理家政，有人经理田园，有人业贾经商，有人课读子侄，有人经理日常家务……他们虽然分工和创造的财富价值不同，甚至十分悬殊，但享有平等的家庭地位和权利。
　　为了杜绝家族成员在各自分管的领域为其小家庭谋取私利，维护大家庭的公平、团结与和谐，在这个时期，王家逐步健全了以家长制为总纲的一系列家庭道德规范及制度条规，比如耕读传家的兴家理念，“不蓄私财，不置私产，不聚私钱放债”的“廉洁齐家”原则等。俗话说，家国一体，移孝作忠。王家“以廉治家”家风的建设，为后来的王家子孙养成敬宗睦族、奉公守法、忠于国家、爱民勤职、清廉为官的美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杨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