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前，我在县委机关报社当了几年领导，也写了不少文章。朋友们不断怂恿我出书，我觉得自己一来年轻，二来成就尚小，不置可否。到了2003年下半年，全国报刊整顿，县级报纸全部停办。料想《官渡晚报》也在劫难逃，我才想起给这段“报人生涯”留个纪念，决定筛选一些像样的文字，出一本书。这就有了我的第一本散文集《无花果》的问世。
　　新书出版之后，许多亲友都替我高兴，以不同的方式向我祝贺，好像我取得了多大的荣耀和成就似的。虽然不像加官晋爵，或发了大财，让人神气，但总算是一件好事、喜事。
　　我的父亲和兄弟，认为我成作家了，颇有几分自豪，向我要书分赠亲友。妻子见我有了实实在在的成就，也不像过去那样埋怨我看书、“爬格子”，一下子变得理解和支持了。
　　正上初中的女儿，也有几分自豪，从学校回来，带给我的都是受赠老师给我的赞誉和她的喜悦。
　　几位知心朋友，还专门为我设宴庆贺。不少熟人向我求书索书，让我签名，真诚地表示要“拜读和珍藏”。过后，不少朋友熟人再见面，都说看了我的书，哪篇写得很好，或说在新华书店看到我的书放在显眼的地方。
　　回到老家，那位识字的对门邻居惊喜地对我说，她读了我的书，里面有篇文章写了她家的竹子、柿子树和无花果，写了她的泥水匠父亲，好像我为她家办了一件值得报答的恩事。
　　还有，书中哪篇文章写了谁家的先辈，他就主动跟我联系，买上几本，说是要赠送亲朋好友，让亲友分享家族的荣耀。
　　这一切，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自信和光荣，一下子有了一种成就感，觉得近四十岁的人生没有白活，自己的某些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对比在仕途和财富上的不济，也有了些许聊以自慰的东西。由此更加坚定了我自小就有的当作家的理想信念，仿佛我的前途一片光明。
　　可是，这出书的滋味，并不都是甜蜜和美感，也有难言的苦涩与尴尬。我平时就爱逛书店看书买书，自打我的书摆放到书店里，我就时不时地去那里，看看我的书是否受读者欢迎、是否畅销。
　　每当我迈进店门，熟识的店员们总是热情地打招呼，我也报以微笑。但对读者，我就“藏起来”隐瞒了身份，混在他们中间，一边寻找翻看我需要的图书，一边关注着周围读者的动作和反应。
　　见有人拿起我的新书，就像遇到知音一样想过去搭讪和交谈，但终于还是忍住了。见有人把我的书拿起来翻翻又放回原处，就产生一种莫名失望的感觉。这样，一次次地进书店，发现我的书还冷冷地放在那里，就一点点减少了我的自信。
　　而每当暗暗地数过后，发现我的书销售了几本哪怕是一本，就又产生一丝安慰。就像自己种出的果实被人买走，自然产生一种收获的成就和幸福。这种矛盾的情感交织，也有点让我找不着南北。
　　最尴尬的，是我把新书送给来县城找我办事的同村的一位中学老师，说实在话，他教过我，我算是他的得意学生。我满心欢喜地希望他会为他的学生自豪，给我几句夸奖和鼓励的话，像上学时候表扬我一样。可没想到的是，酒酣耳热之后，老师吐了真言：“看了你的书，我就想扔了！写书啥用？当初听说你去报社我就不赞成。啥报社副总编，还不如你在法院当庭长！”
　　我一时无语。既为官本位在某些国人头脑中的根深蒂固感到悲哀，又不情愿地生出一种出人头地的念头。心想，在当今物欲横流、权钱至上的滚滚红尘之中，文人的清高，清醒者的自洁，早已失去了根本和土壤，让你清高不起，自洁不得。悲哉！
　　作者供职于河南省中牟县人民法院，系作家、诗人、藏书家。已出版散文集、诗集、名人传记和学术著作十余部，多次获得郑州市“五个一工程”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和首届潘安文学奖。本文选自其散文随笔集《官渡客》。

娄继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