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指出，在实施农耕文化传承保护工程中，要“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这就需要注重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并利用好中国的好传统。山西大学教授郭永平的《转型与重构：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寨研究》（研究出版社2022年，以下简称《转型与重构》），以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为田野点，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主要探讨了改革开放后大寨转型与重构的过程。而在转型与重构中，文化景观、历史遗产是其关注的核心内容。
　　文化景观是人类按照文化标准，有意识地对自然景观加工的结果。文化景观的制造往往与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尤为关键的是，文化景观作为仪式标记，在历史记忆的回溯、重构和刻写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历史遗产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如果说物质性是外在的表征形式，那么精神性则是其实质内容。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不仅要对物质实体进行挖掘，更重要的是揭示物质遗产背后所蕴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转型与重构》中对大寨的文化景观和历史遗产的叙述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第一，大寨的文化景观与其特殊历史密不可分。农业合作化之后，大寨村党支部领导社员开展水土流失治理，完成各项改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大寨积极开展农业互助合作，进行集体化探索。1964年，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上对“大寨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在自身努力、媒体宣传和地方政府推动下，大寨村被树立为国家典型，并接受海内外千万人次来访者的参观学习，这成为改革开放时代景观再造的历史渊源。第二，大寨的历史遗产主要分为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两部分，物质遗产是精神遗产的载体，精神遗产是物质遗产的实质内容。物质遗产主要是集体化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如大寨村（大寨人民公社大院旧址、名人陈列馆、大寨礼堂、大寨民居），虎头山（大寨梯田、虎头山水利设施、大寨森林、周恩来纪念碑、陈永贵墓、郭沫若墓、大寨展览馆、大寨民俗馆），昔阳县城（昔阳博物馆、红旗一条街）。精神遗产主要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基因。第三，20世纪90年代后大寨村旅游业兴起，推动了大寨的发展。在此过程中民众曾经熟知的大寨符号再次被建构和延伸，在唤起民众社会认同，实现从历史遗产到红色资本转换的同时，村庄也进行了再造。
　　乡村振兴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一个议题，也是《转型与重构》研究的重要研究内容。对于乡村振兴，作者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观点。第一，在乡村振兴中要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以文化带动乡村振兴。那么，如何发掘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历史遗产，并将其运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之中，就是乡村振兴中必须思考的问题。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新中国的实践是其重要的历史遗产。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不仅要对物质实体进行挖掘，更重要的是要揭示物质遗产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第二，历史遗产的重新建构不仅与民众的主动选择有关，也与外力的推动密切相关。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以来，大寨村被评为第一批国家级“特色小镇”和乡村振兴的典范村庄，这些都说明了国家与村庄之间的良性互动。在此过程中，大寨村也在进行着自身的转型和重构。第三，要理清村庄和区域的历史文化脉络，再造文化景观、挖掘文化资源，并积极将其活化。同时要积极关注国家政策，将外部输入与内部自觉两条路径结合起来，尤其要“保护文化主体性”，充分激活乡村的内生动力。在此基础上还要坚持生态文明，对环境进行修复，根据村庄的实际情况，采取内生于文化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在深度挖掘村庄历史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充分挖掘乡村历史资源的多元功能和多元价值；在将历史文化资源化、符号化、资本化的过程中，充分把握好文化与市场的平衡点。唯此，革命老区才能在保护、传承和发展历史文化的同时，实现乡村振兴和区域复兴。在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的明星示范村，乡村振兴的典型村，改革开放后的大寨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探索出了一条转型发展的道路，这为太行山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对其他地方的乡村转型发展同样具有借鉴价值。该著作的付梓刊行，可谓高校知识阶层践行社会服务职能的集中体现，彰显了作者的情怀和担当，值得赞扬。
　　郭永平，人类学博士，山西大学文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民俗学会理事、人类学高级论坛青年学术委员会委员、山西省历史学会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民俗学、乡村人类学。

安志伟 王熠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