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和几个同道中人驱车来到中山市翠亨村，参观孙中山故居。只见路旁矗立着个巨大的牌坊，上面镌刻“天下为公”四个大字，白底蓝字，让人肃然起敬。进入园内，右手不远处，一座两层西式小楼映入眼帘，大门两旁为对联：“一椽得所，五桂安居。”据介绍，这楼是孙中山设计的，用兄长孙眉从檀香山寄回来的钱修建的。楼内中间为正厅，摆放孙中山的巨幅画像，北边耳房为孙先生和原配夫人卢慕贞的卧室，摆放着当年用的大木床、梳妆台和凳子。二楼南边则是书房，墙上挂着主人17岁时的照片，布展着书桌、台椅、铁床等物品。孙中山正是在这里研读大量书籍，探索救国救民之道，从这里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众所周知，孙中山是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先驱，创建了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领导辛亥革命，推翻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同时也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国，功勋卓著，为后世敬仰。
　　孙中山不仅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民主革命先驱，还是富有创新特色的法律思想家。他的法律思想是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受美国总统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理论影响，孙中山提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在旧三民主义中，民族主义基本内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只有反封建，没有反帝救亡的内容，在重新解释三民主义时，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他说：“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克服了以往的大汉族主义，对外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对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组成统一的中华民族。
　　民权主义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也是孙中山法律思想的基石。他的各种法律主张都是建立在民权主义基础上。主要内容为推翻腐朽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共和制民国。民权主义起初受西方天赋人权的影响，到新三民主义时期，从重视人权发展到重视民权，主张人人都有参政议政的权利。他指出：“今者由平民革命，建立民国政府，凡我国民皆平等，皆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由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在总结各国政治制度优劣后，孙先生提出民权主义由选举权、创制权、复决权和罢免权组成，强调：“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必具有此四大民权，方得谓纯粹之民国。”将这四种权利分为两类：一类是选举权和罢免权，属于人民管理政府官吏的权力。全国实行分县自治，人民直接选举官吏，直接选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组成最高权力机关。同时，还须有罢免权，对贪污受贿、懒政惰政的官吏予以罢免。另一类是创制权和复决权，属于管理法律的权力，创制权指立法废法的权力，复决权指修改法律的权力。“立法院若是立了好法律，在立法院中大多数议员通不过，人民可以用公意赞成来通过。”他非常重视用人民的力量监督立法院。
　　民生主义是三民主义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他自认为超越西方理论的地方。他把民生概括为土地和资本两大问题，提出“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解决农民和工人生活问题，大力发展工业，使国家富足起来。
　　在总结各国宪法优劣的基础上，根据权能分治的理论，提出“五权宪法”，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权能分治学说主张人民掌握政权，政府实施治权，把政治权分为政权和治权两种，“政是管理众人之事，集合管理众人之事的大力量，便叫做政权，也可以说是民权；治权可以说是政府权。”政权是管理政府的力量，如立法权、监察权、司法权，治权是政府自身的力量，如行政权、考试权。按照权能分治理论，必须把政权和治权分开行使，相互制约，才能治理好国家，不产生腐败。国民党取得政权后，按照孙中山的“五权宪法”理论设置的行政、立法，司法、考试和监察五院。五权都属于治权，根据五权设立的五院都在总统统率下，分工合作，共同对总统负责。因此，五权宪法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制度是有重大区别的。
　　他非常重视宪法的作用，认为宪法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监督和制约政府权力的重要保障。他发动的护法战争，就是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要求袁世凯政府认真履行宪法。虽然失败了，但他认真履行宪法，制止独裁的精神可嘉。
　　中山先生出生于广东沿海地区农村，从小干农活成长起来，香港学医后，便走街串巷给农民群众看病，经常接济穷苦百姓，对农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因此，在他的理论中，民权和民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不仅要改善底层群众的生活状况，而且把法制和民权结合起来，用法制手段保护百姓的合法权益。他对清朝的司法黑暗腐败猛烈抨击，指出：“民事诉讼是公开的受贿竞赛，刑事诉讼程序只不过是受刑的代名词——没有任何预审——对被告进行不可名状的、难以忍受的严刑拷打，不仅对可能有证据的嫌犯是如此，而且对被任何一个兵勇或者地位较高者告发的人也是如此。”“处理刑事案件的全部程序都在于用刑，一个被带来回答犯罪指控的人，一开始就受抽打，不管有何证据。一个问题还没提，就在其背上打一百大板。”针对存在的弊端，提出司法改革主张。他强调“只有王朝的变换使至少旨在公正、纯洁、为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某些公开保障的司法制度改革成为可能，才能取得社会、商务、政治、内政及其他任何方面的进步。”只有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才有改革司法制度的可能，制定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
　　中山先生的一生都处于动荡的革命生涯中，居无定所，身无多少财产，时常还有生命危险，伦敦蒙难、陈炯明叛变，几次死里逃生。晚年为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发动二次革命，组建中国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最后，为南北统一，抱恙北上，病逝于北京，年仅59岁。毫不夸张地说，中山先生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作者现为北京理工大学珠海学院教授 任生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