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洋务运动发生于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推进作用。“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是洋务派的主要政治思想，从实质上看它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性和局限性。同时，“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发展状况，它是中国当时向西方学习并渴望进步的一种反映，对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和新思想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洋务派；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政治思想
　　在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中叶这个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强国飞速发展，当时世界领先的工业技术已经达到了蒸汽化水平。然而反观中国，小农经济和封建统治蒙蔽了国人双眼，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越来越大。面对如此困境，曾国藩、文祥、奕讠斤 等朝廷重臣开始兴办洋务，以期使清王朝重新觉醒，他们的救国理念细化而言各有不同，但整体上洋务派的思想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一、外须和戎

　　“外须和戎”是当时洋务派在外交层面的政治主张，主要思想是通过和平谈话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是一种向西方列强的政治妥协。
　　在国际关系层面，当时的洋务派看清了中西方差距极大，中国落后于西方，而西方列强则“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功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当时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愈演愈烈，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逐渐拉大，“如不胜其忿而与之为仇，则有旦夕之变；若忘其为害而全不设备，则贻子孙之忧。”洋务派面对当时的中西方情况，主张要想富强，须先保持现有社会关系，再逐步进步的保守发展模式。
　　在国内治理层面，中国社会的封建统治已岌岌可危，“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洋务派面对时局动荡作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将清廷军队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农民起义，此时农民起义主要是太平天国，然而洋务派将西方列强放在了攘外的一边，对其态度妥协忍让，以求保持清朝的封建统治地位。
　　在兴办洋务企业层面，“外须和戎”主要表现为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企业时明确规定，洋务企业运作发展不得触碰违反已经生效的国际条约，同时企业运作发展的前期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的封建统治，维护清王朝的利益。例如，轮船招商局是由李鸿章发起的中国第一家近代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的经营范围仅仅是西方列强尚未触及的其他口岸及支流，同时与列强签订了“齐价合同”，协助列强经营已取得特权的口岸，达到“稍分洋商之利”的目的。在税收问题上，洋务派采取了避让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不增加外国企业商品的纳税额度，而是对洋务企业实行减税免税政策。但是，洋务企业与外国企业发展差距巨大，同时洋务派又维护外国企业的在华特权，使得洋务派对外国企业的限制能力极其低下，并不能有效阻止西方列强对华的经济侵略。同时，在洋务企业的自身发展过程中，洋务派把企业振兴、国家富强的希望寄托于西方侵略者身上，主张“中外一心”。洋务派认为“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江海各口，门户洞开，已为我与敌人公共之地”。在当时的发展情形下，“惟有中外一心，坚持必办(洋务)”，以达到“军实渐强，人才渐进，制造渐精，由能守而能战，转贫弱而为富强”的目的，即兴办洋务企业能否成功，主要看是否能与西方侵略者保持“一心”。由此，洋务派在兴办洋务企业时，让洋务企业屈从于西方企业，把西方侵略者放在了高高在上的地位，因而洋务企业的发展并没有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其发展过程处处受到西方列强的阻挠限制。

二、内须变法

　　（一）“自强”与“求富”
　　1842年，启蒙思想家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成为洋务运动前期的指导思想，主张要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军事技术，主要包括武器技术、军队发展模式及战略思想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其他农民起义时，洋务派意识到了新式武器的重要性，主张“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强调要发展军备力量，由此，安庆内军械所、上海洋炮局、金陵制造局等军工企业于19世纪60年代起纷纷创办。
　　军事工业的发展需要原材料，需要能源材料等配套产业的不断支持，因而为了长期的发展，民用工业的创办发展日益提上日程。洋务派主张“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为求国富，须发展民用工业，同时西方企业逐渐加大了对中国的货物贸易，越来越多的西方商品销往中国，洋务派认为“由于各国制造均用机器，较中国土货成于人工者，省费倍蓰……臣拟遴派商绅，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仿造布匹，冀稍分洋商之利。”为此，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和汉阳铁厂等民用工业于19世纪70年代起纷纷创办。
　　上述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创办发展在当时有利也有弊。积极的一面是洋务派在创办洋务企业的过程中，向西方招商引资，聘用西方人才，引进先进技术，吸纳先进思想，提高了中国国内的工业技术水平，并培育了一批掌握新技术新思想的国内人才。同时，学习西方工业生产模式，在洋务企业内部实行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这为中国机器化大生产奠定了基础。且通过发展军事工业及发展新式军队提高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抗西方入侵的作用。总体上看，洋务企业促进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消极的一面是洋务企业的创办从实质上看，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镇压当时的农民起义，不符合历史发展潮流。所以洋务派最终失败了，发展洋务企业对内并未实现富国强兵，对外也未实现独立自主。
　　（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对于国家自身发展策略，洋务派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狭义上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指以中国的礼教为主，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为辅；广义上是在向西方学习时固守中国封建统治，同时吸纳西方的科学技术。洋务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矣。”
　　派遣留学生赴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是洋务派在当时向西方学习、培育人才的一种主要做法，“选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这一做法培养了新式人才，在当时推进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程，同时也促进了中国思想在西方的传播，是中国在当时“走出去”的一大步，“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同时，洋务派为发展新式教育，创办了一批新式学堂，张之洞强调“游学外洋之举所费既巨，则人不能甚多，且必学有初基，理已明、识已定者始遣出洋，则见功速而无弊，是非天下广设学堂不可、各省各道各府各州县皆宜有学”。创办于19世纪90年代末的京师大学堂，是当时国家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对当时中国革新发展具有很大程度的积极意义，它是先进的思想，在未触及封建统治，避免动乱的前提下引导国家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促进了社会思想的启蒙进步。并且“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洋务派发展洋务企业起到了思想引领的促进作用，为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和现代化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依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整体上小农经济模式没有改变，洋务派强调“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在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洋务派仅仅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而未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且清朝封建统治已经腐朽，洋务运动注定是失败的，其为后人革新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三、结语

　　从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及其最终失败的结果可以看到，在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世风日下，要想使中国振兴，国富民强，首当其冲的是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政治发展制度，才能真正造福百姓。由于洋务派“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思想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清朝的封建统治，其对内维护封建统治，对外向西方侵略者妥协，因而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能是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腐朽破败程度日益加深，并不能使国家真正独立自主地富起来强起来。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推翻它还是维护它，是判定一场变法、一场革命进步与否的根本标志。评判历史坚决不能绕过中华民族独立、维护中国主权和真正造福人民的根本问题。由此可见，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与否并不是评判洋务运动成败的唯一标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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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郗宏博.论李鸿章“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外交观[J].青春岁月,2017(01):241.（作者：西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卫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