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兆森

　　明代陈继儒《妮古录》云：“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字（自）相亲傍，故镜须秦汉，砚必宋唐”。绛州澄泥历史悠久，西晋时已名满天下。西晋张华《博物志》记：“绛州人采池内黄泥为砚，以郡城为池。澄取水，澄清者为之，谓之澄泥砚”。入唐之后，绛州澄泥地位牢不可摧。颜真卿云：“绛州石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绛州石砚即绛州澄泥，山西绛州没有石砚留名。柳公权《论砚》云：“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柳公权所言青州第一，是继西晋张华所称之青州红丝砚，见西晋张华《博物志》记：“天下名砚四十有一，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
　　南唐张洎《贾氏谭录》记：“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尽管唐代已有虢州澄泥进贡史实，但宋代以前重要历史人物言及澄泥，均指向山西绛州。
　　绛州澄泥的正宗理念，牵涉工艺美术的传承。尚刚《中国工艺美术史》介绍，商代、西周开始，官府对手工业制造开始管控。这一制度在春秋战国得到进一步发展，《礼记》云：“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功有不当，必行其罪”。尚刚云，西汉以来“工官是管理官府手工业的官署，工官设置在都城和一些原材料充裕、手工业发达的郡县。工艺美术品是工官制作的重要内容，他们大抵为奢侈品，主要供奉皇家，仅少数可出卖”。尚刚云，秦汉“官府铸造由两类作坊承当，一为少府属下的考工（东汉改属太朴）和尚方的中央性作坊，它们设在都城，制品专供宫廷，有日用器具，也有弩机铜廓等兵器部件。一为工官等地方性作坊，设在相关郡县，制品一些上供，一些销售”“隋唐两代官府作坊或隶地方政府，或归内廷管理，而更重要的则直属中央。最重要的官署是唐代的少府监”“政府常要禁断高档工艺品以肃世风”“北宋时，管理中央造作的仍主要是少府监……金朝也设少府监”。绛州澄泥晋代名满天下，唐宋之时是极其奢侈的工艺品，也是必需品，由中央直接官办顺理成章。宋代制造澄泥的地方、人物不少，与中央官办的绛州澄泥不可同日而语。米芾记：“泽州有吕道人陶砚，以别色泥于其首纯作吕字，内外透。后人效之，有缝不透也，其理坚重与凡石等。以历青火油之坚响渗入三分许，磨墨不乏，其理与方城石等”。欧阳修记：“虢州澄泥，唐人品砚以为第一，今人罕用”。欧阳修是绛州女婿，史载其数次回绛州省亲。欧阳修身为绛州女婿，不应抑绛扬虢，此处虢州抑或绛州之误，抑或系一家之说。苏轼诗《次韵和子由欲得骊山澄泥砚》：“举世争称邺瓦坚，一枚不换百金颁……封题寄去吾无用，近日从戎拟学班”。黄庭坚诗《再和公择舅父氏杂言》：“外家有金玉，我躬之道术……吕翁之治与天通，不但澄泥烧铅黄。初疑蛮溪水中骨，不见鸲鹆目突兀（端砚老坑）。但见受墨无声松花发，颇似龙尾琢紫烟。不见罗縠纹粼粼，但见含墨不泄如寒渊……其重可以回进躁之首，其温可以解横逆之颜。乌虖端是万乘器，红丝潭石之际知才难”。黄庭坚尚有诗《奉和公择舅氏送吕道人研长韵》。陈去非诗《许东之教授惠泽州吕道人砚为赋长句》：“君不见铜雀台边多事土，走上觚棱荫歌舞……吕公已去泫余泣，通谱未许弘农陶（虢州砚）。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质云生手……”何薳《春渚纪闻·澄泥研》记：“悟靖处士王衷天诱所藏澄泥研，正紫色而坚泽，如端溪石。扣之铿然有声，以金铁划之，了无痕衅。或疑是泽州吕老所作，而砚首无吕字，其制巧妙非俗士所能为。天诱云：米元章见之名孙真人研，是非故无所稽考，自是一种佳物也”。笔者认为，绛州澄泥自唐宋为中央官办，没有进贡之说；虢州澄泥为地方办理，须进贡朝廷。
　　澄泥砚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北宋苏易简《文房四谱》云：“魏铜雀台遗址，人多发其古瓦，琢之为砚，甚工，而贮水数日不燥，世传云，昔人制此砚，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稀滤过，加胡桃油方埏填之，故与众瓦有异焉”“作澄泥砚法以瑾泥令入于水中挼之，贮於瓮器内，然后别以一瓮贮清水，以夹布囊盛其泥而摆之，俟其至细，去清水，令其乾，入黄丹团和溲如面，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击之，令至坚，以竹刀刻作砚之状，大小随意，微阴乾，然后以利刀手刻削，如法曝过，间空垛於地，厚以稻糠并黄牛粪搅之，而烧一伏时，然后入墨蜡，贮米醋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亚于石者”。柳公权所称绛州黑砚，应即苏易简所记之“黑腊”工艺。目前出土之虢州澄泥均呈灰色，与苏易简所记之“黑腊”工艺不符。
　　《西清砚谱》录250方砚台，澄泥砚占51方，乾隆御题诗铭文关涉绛州汾水者11方。史载乾隆读四库全书馆进呈《贾氏谭录》，其中记绛州澄泥砚取泥制作之法，遂谕令山西巡抚巴延三在山西绛州寻找旧制澄泥砚，命当地制砚之家根据《贾氏谭录》所记载方法仿造。乾隆示曰：“朕阅四库全书馆所进之书内，《贾氏谭录》载云绛县人善制澄泥砚，缝绢囊置汾水中，踰年而后取沙泥之细者已实囊矣，陶为砚，水不涸焉等语。澄泥制法昔人既笔之于书，其说自不妄。绛县系山西所属，其法至今是否流传土人，尚能得其遗制否？著传谕巴延三留心寻访。如尚有旧制之砚，则随便陪取数方呈进。若已无世业之家，即觅妥人依谭录所载做法试仿为之，一年之后能否成材再行据寔覆奏。将此遇奏事之便传谕知之，钦此”。乾隆四十一年（1776）八月二十六日谕旨，提及上一年着令巴延三所办之事：“上年夏间朕批阅四库全书……现在于各处寻访一得其人，能否如法仿制未据奏及。如果试有成效，即将制就之澄泥呈进数块以备砚材之用。将此遇便传谕巴延三知之，钦此”。同一年，在进献新制菱镜砚上题：“四十年（1775）因谕山西巡抚巴延三，试仿为之，一年以后，巴延三以所造砚材进，视其中有可作菱镜砚者，乃出旧藏砚式，命匠制此砚”。台北故宫博物院珍藏乾隆四十八年（1783）《农起奏折》进呈澄泥砚材：“……得净细砚材二十七块，敬谨装匣进呈。仍令该州县等多备绢囊照旧安放汾河如法浸取……”据《乾隆朝宫中档》文献记载，山西自巴延三及以后历届巡抚，每年进贡澄泥砚材长达十年之久。故宫库房内至今保存二百多块完整汾河澄泥泥料。乾隆以皇帝之尊，为山西绛州澄泥的正宗地位加持的十分有力。
　　绛州澄泥既为中央官办，存世者器形必须端庄。文附三件实物系私人收藏，可信处，一是有竹刀刮痕，是澄泥而不是石材；二是器型端庄肃穆，定为官方雕造；三是外观黑色系抹矿物黑腊。
　　作者供职于山西省直机关，曾在运城工作近三年时间，对“古中国大运城”文化名物由本心嘉赏而眷顾良多。绛州澄泥砚唐宋至元，登庙堂之上六七百年，以罕传可信实物而遗憾。元代之后绛州澄泥古法失传，赫赫有名之山西绛州澄泥一度黯然，砚界有别处澄泥欲压绛州澄泥，立澄泥正宗之意！绛州澄泥的尴尬，牵动笔者内心良久。作者业余时间，处心留意山西绛州唐宋元澄泥实物，搜考古籍记述绛州澄泥史料，并见诸文字，为山西文化立言，为绛州澄泥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