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儿童节快到了，老伴和我，已六十岁。我们给双胞胎孙子准备了两双旅游鞋。老伴还说，还备了几段她儿时的小故事，充当励志礼物。我笑她：半世纪前的事，今非昔比，没用啦。她训斥我：他们没吃苦，不能不知苦。
　　1971年的秋天，我要上学了。
　　从这年的春天开始，父母亲说过，我到了上学的年龄。于是，我天天盼、月月盼，问过父母好几次，我怎还不能去学校。父母说到了秋天开学才能上。就这样经常有意无意悄悄地窜到学校附近看一看，再跑回家来问爷爷：“学校那两天还有念书声，这几天不见人影了，是不是父母哄我不让我念书了？”
　　爷爷笑笑跟我说：“人家学校放暑假，九月开学才能要你哩。”
　　我问爷爷：“学校好好开着，放啥假呢？”
　　等开学的那段时间，我很勤快，自己学会了洗衣服。衣服虽然只有两件，是自家扯回白洋布，用蓝粉染成颜色深浅不匀的单裤，还有一件用红色染的“花袄袄”。衣裳从来不够穿，洗自己衣服时，还得暂借母亲的旧衣服。每天晚上睡觉前，总要把这两件衣服叠整齐，放在枕头旁，不让妹妹动一下。还把炕沿下一双小实靹花布鞋，左右脚分配好，对准炕上自己的枕头。再把母亲用一块旧布缝的小书包，轻轻放在后墙的大柜顶，这才上炕睡觉，只等着开学这一天。
　　等啊等，院里的杏树杏儿黄了，也摘了，地里的麦子黄了，割了，七月十五的面人儿也吃光了，学校真的要开学了。
　　我上学的那天早上，不知吃饭没，早早地提着书包，不等母亲洗刷完锅灶，就咯嘣咯嘣地溜出家门，凑到学校来。我知道，母亲洗涮后才开始喂猪，还要喂鸡，还要安顿好两个一走一爬的妹妹才能动身，我今天嫌她太慢哩！
　　我把1.5元学费交给明瓣老师，领了一本语文、一本算术，还有两张卷起来的大白纸，足有小孩被褥大小，还有一根长长的纸绳，也叫纸捻捻，学生们回家后让家长对折成32开，切成两个小本本。对了，还领了一支铅笔。
　　二十几个学生，一块黑板，都挤在一间石头砌的窑洞里。四五个学生挤在一张长条柳木板桌子上。老师教过一个年级，再教另一个年级。一个教室里一至五年级，年级不同、年龄不同，有的在写，有的在念，就像大合唱，也像一锅大烩菜，一直此起彼伏。
　　五年小学，我都是在这间教室里度过。每一年级，都坐在本年级的第一排，在院子里列队时，我也总是凭着身材小的优势，基本排在第一排的第一名。我小学到初中，每一学年的成绩还基本都是第一、第二名。
　　小学一二年级，不知不觉就过去了，自己的小本本写完正面写背面，本子不够用时，就捡老师写黑板捏不住而剩下的小粉笔头，拿起来在地上划，在自己家院里墙壁上写。最盼望有一块小石板，四面木头框，中间写写画画，写上用毛毡条擦掉，擦掉还能重写，大多数孩子都有，我就没有。我还喜欢别的同学拿的那个花花绿绿的文具盒，揭开取出笔，“咯嘣”一声盖住，写完放进文具又“咯嘣”一声合住，那声音可好听了。
　　转眼到了三年级，老师发了作文本，开始学习写作文。从此，我写的作文又成了老师经常表扬和点评的范文。我还记得写第一篇作文的题目是《我上学的第一天》。
　　我用过的课本，几乎一尘不染，两角从来没有噘起来，坚决不让别的同学往我书本上写写画画。我写过的作业本，几乎没有黑道道、黑叉叉、黑旦旦，也没把本子揉搓的七豁豁八牙牙。作业本上除了我写的作业外，只有老师判作业时打的红钩钩，几乎每个章节的作业题，老师都写着一些表扬性的评语。在别的同学作业本上，且写着“向玉玉学习”等等字样，这些是老师经常性的、一贯性的评价。从三年级到初二年级，每周五下午的作文课，首先讲评和表扬的往往就是我的作文。有时老师把我叫到讲台上，让我讲讲是如何写成的，让我讲完后，又叫别的同学把我的作文贴在教室墙上，让几个年级的同学都要学，都来看。学校院子里的黑板报，常常是我抄写我的作文。每到“六一”儿童节，不论是在本村学校庆祝、还是去乡联校，代表我校的发言稿和发言人，都是我的。
　　明瓣老师的女儿咏写，和我同龄同班同学，而学习态度和成绩，明瓣是很不满意也非常生气。为了提高他女儿的成绩，专门安排和我同桌长期不调整，我也时时和她交流，可她的学习成绩还是提不起来。一次上课，明瓣猛然提问女儿，“咏写，你用的、地、得，造一个句！”女儿胆怯地回答：“敌敌畏！”
　　明瓣老师气得脸色发青，暴跳如雷，完全失去了老师在学生面前应有的风度和尺寸，摆出了强势家长在家中才发作的霸道架势，把手中的教鞭棍劈到女儿的头上、肩膀、手上，一下、两下、三下……直打得女儿哇哇乱叫。老师教训学生，变成了恼羞成怒的家长体罚自家的孩子，直把孩子打得脸肿皮红、手指出血，当场尿了一裤子。就这样，老师经常责罚自家的孩子，学习还是不见起色。

任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