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读杨进

　　一个人必须能够寻根究底，必须具有独立的判断力，必须不受任何社会学的、政治学的、文学的、艺术的，或学究的胡说所威吓，才能够有鉴赏力或见识。

——林语堂

　　前不久，杨进约几位朋友小聚，席间送我刚刚结集印制的《芳草集》和《自珍集》，回到家中，几乎用了一个晚上读完它，合卷之余，已是破晓时分，窗外东方泛白，内心感慨万千。
　　在我看来，读书是获取知识精华的捷径，而阅读则是一种生命的觉醒。所有的怀疑，都建立在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之上。比如怀疑现有观点、否定陈旧论调等。事实上，深度的阅读源于批判性思维，而灵府哲思却源于批判性的思考。
　　我是一个极其不擅长历史地看问题的人，但观察一个人和他的思想行踪，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化活动，以及那个时代活跃的创作者，又不得不依据时间的坐标。否则，一些特殊性就会被误解，甚至被忽略。
　　杨进于1983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85年进入太原日报社工作。众所周知，80年代是一个如饥似渴的时代，这个激情喷涌的时代与热诚、浪漫、理想主义、知识、疯狂、文化、历史、沙漠、启蒙、真理、膨胀、思想、常识、精英、人文、争论、使命感和迟到的青春这些词汇你方唱罢我登场。那时，杨进和更多的热血青年一样，通过读书渴望解决和那个中断联系的世界产生关联，续接上某种文化的脉络以及进步的方向。因为话语权利的关系，在被书写的历史中，文化的盛况成为最大的焦点。那时，信息严重匮乏，但想象力盛开，杨进的勤学与激情成为那个时代的特征——能言善辩、迅速亢奋。他在担任记者期间，不断地勾勒出一幅幅生动而具有时代感的肖像。几十年之后，他依然有这样鲜明的特征——真挚、冲动。从思想到行为、阅读与思辨构成他最主要的精神活动。所以，理解杨进需要去阅读他的文字，而那些文字不仅是他做记者时期的通讯报道，更主要的是与更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希望文化还能助推社会进步。
　　在我看来，读书分谋生与谋心两种类型，前者功利而后者非功利，由功利而非功利，是向内心深处打捞真实。而深层阅读则完全是超越字面意义上而成为心灵所见。从这个意义上说，批判性思维不仅是一种思维，也是智识的过程。“学之所勤、在于观心；学之所怠，在于惑心；悟之所觉，在于究理；悟之所迷，在于失理。”批判性思维，带来叛逆性行为，19世纪德国古典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黑格尔曾经说过：“在思辨中为知识的东西，在行为中为法则”。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事实上，叛逆行为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动力，而批判性思维则是一个人的生命之源。这些问题在杨进的观察与思考中，可见一斑。落在笔端，体现出来的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思想、态度、观念和立场，以及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责任感与良知。
　　杨进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在观察社会、了解民意的同时，也开始了他的读书与思考。当然，读书与思考是他几十年来的习惯。尽管他不是那个时代的弄潮儿，但他是一个活跃分子，看问题尖锐却充满想法，而且一针见血。我深知，媒体人就是时代变革和历史发展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记录者和推动者。“他曾经用一支充满正义与良知的笔，热情赞美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并无情揭露奸邪小人的丑恶嘴脸。他在文章中旗帜鲜明地弘扬社会正气，抨击各种从阴沟里吹起的阵阵邪风，不禁让人生出‘彩笔昔曾干气象’的感慨。”
　　曾经，我与杨进多次闲聊，他总是语速极快地讲述他的想法和感触，远离天马行空而与地气衔接，让我感受到一种扑面的坦诚，我相信这种坦诚来自于他内心的自信。事实上，文学的意义不在于如何将事情说清楚，而在于如何去表述。这其中，潜藏着一个知识分子的自觉性。
　　至此，我想到我们今天的年轻人，他们的生活充满疲惫——甚至，疲惫吞噬了他们的理想、吞噬了他们的叛逆。任何有叛逆的想法都会被质疑、被嘲弄；“你有钱吗？”这句话将所有的理想在瞬间被消解。当代年轻人特别喜欢自嘲，他们变得越来越乖，越来越听话，越来越聪明，甚至越来越不像一个年轻人。但是，在杨进的身上，依然保留着80年代一代人的理想和精神的影子。在今天，这是极其珍贵的，也是令我尊重和敬佩的。
　　从黎明到衰落，从青葱少年到渐入老境，杨进还很清醒。他的视角没有模糊，更没有消失。依然以一种真诚和冲动，希望文化能真正为社会进步推波助澜。

刘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