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坚毅诗歌创作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如1981年，他几乎同时在全国多个重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包括《星星》《汾水》（现在的《山西文学》）《太原文艺》（现在的《都市》）《飞天——大学生诗苑》和《工人文艺》等，当时他是山西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和另一位名满天下的校园诗人周同馨既是同班同学，又是诗歌挚友，后来他分配到《山西青年》杂志工作，主要原因便是他已成为省内成名的诗人，且他这种“爆发式”亮相在当时的山西诗坛实属罕见。山西诗人成名之路有言“走出娘子关”，而他这正是。好的是他并没有因此而变得浮躁，他说自己“运气好”，实乃谦逊，重要的是他一直坚持写诗，后来他当了领导亦如此。
　　李坚毅还有很大一功劳，就是他在山西青少年报刊社当杂志副主编、主编，当社里的副总、总编、社长，任上几十年，帮助过很多初出茅庐的山西诗人解决生计问题，就是调入或招入报刊社当记者、编辑，他和另一位著名诗人、原山西省委前进期刊总社的老总边新文齐名，被业界传为佳话。
　　四十多年来，李坚毅出版了《生命的变奏》《走来走去》《李坚毅诗歌精选》等诗集，还创作了大量报告文学、散文和电视片解说词，总字数近200万。这样的创作量在电脑写作普及的今天或许不算惊人，但在那个手写和打字机的年代的确需要毅力。
　　说到李坚毅的诗歌特点，首先要提的是他对“现实”的独特理解。他认为“诗由我写，我在现实”，这简单的八个字包含了他对诗歌与现实关系的全部思考。他不赞同完全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式写作，也不喜欢直白浅露的“口号诗”。他的现实是经过心灵过滤的现实，是带着体温和呼吸的现实。
　　李坚毅对诗歌语言的打磨近乎苛刻。他认为一首好诗的标准是“感动、震动、精美”，并且“改动一字都有伤其意”。这种对语言精确性的追求使他的诗避免了当下许多诗歌的通病——要么过于随意松散，要么刻意晦涩难懂。他的诗句干净利落，没有多余的修饰，但每个词都恰到好处。有人问他修改一首诗通常需要多久，他回答说有的诗几分钟就完成，有的则要反复修改几个月甚至几年。李坚毅的诗不是那种一眼惊艳的类型，但细读之下会发现其中的匠心独运，回味悠长。
　　在诗歌灵感来源方面，李坚毅坦言多数情况下是“偶然想到或受到各种刺激”。这听起来很普通，但结合他的创作实践看，这种“偶然”背后是长期的生活积累和艺术准备。他不是那种等待灵感降临的被动创作者，而是主动在生活中发现诗意的猎人。
　　关于诗歌在生活中的位置，李坚毅直言不讳地说是“业余爱好”。这话听起来有些谦虚，甚至让人误以为他对诗歌不够重视。但了解他创作历程的人知道，正是这种心态让他保持了创作的纯粹性。他没有把诗歌当作谋生工具或博取名声的手段，而是作为表达内心真实感受的途径。有读者问他如何看待诗歌的“有用”与“无用”，他回答说诗歌最大的用处可能就是让写诗的人和读诗的人感到“活着真好”。
　　李坚毅对“困境与诗歌”的关系亦有独到的见解。当问及“如果生存环境日益受挫，还会与诗共舞吗”时，他的回答出人意料又发人深省：“为什么不呢？”日益受挫的生存环境恰恰是诗歌的最好土壤与资源。他的许多优秀作品确实诞生于人生低谷期，这些诗没有怨天尤人，而是以冷静的眼光观察困境中的人性光辉。
　　在诗歌传统方面，李坚毅的欣赏范围很广。他喜欢聂鲁达、艾略特、庞德、里尔克等外国诗人，也钟情李白、杜甫、白居易、李煜、苏轼、李清照等中国古典诗人。这种中西合璧的阅读背景使他的诗歌既有现代意识又有传统底蕴。值得注意的是，他虽然欣赏这些大师，但并不模仿他们的风格。李坚毅的诗在形式上很现代，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接近中国古典诗歌的“意境”传统。他自己也承认，写诗时更看重“感觉”而非技巧，这种“感觉”很大程度上来自对中国古典诗歌美学的潜移默化。
　　李坚毅说他不属于任何流派，不参与诗坛纷争，只是默默写自己认为值得写的诗。李坚毅说：“多写真心。”或许就是他四十多年创作生涯的最好诠释。

柴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