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美术在中国现代艺术史上的重要意义

　　1937年，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而特殊的年份。这一年，中国的知识分子经受了严峻的生存考验，中国文化在迎战外来侵略的同时，表现出充沛而强大的生命力。直到1942年，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思想和体制得以形成，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文化产生深远影响并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尤其是1939年3月，由冼星海创作的交响乐《黄河大合唱》在抗战烽火中诞生。这部作品由诗人光未然作词，以天然的黄河为背景，热情歌颂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中国人民坚强不屈、敢于斗争的精神勇气，痛诉侵略者的残暴和人民遭受的深重苦难，展现出抗日战争的壮阔图景，并向全中国发出了民族解放的战斗号角，从而塑造出强大的中华民族的英雄形象。

走出象牙之塔

　　所谓的“象牙之塔”，隐喻着艺术脱离大众的自我娱乐的封闭性,在绘画艺术上追求题材高雅，强调形式技巧，受众面局限于知识阶层，表达个人情感或传统文人画的趣味，与社会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
　　抗战的爆发，使许多美术家的艺术观念和创作态度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民族危难、百姓疾苦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们意识到战时艺术创作与教育需要的是培养面向现实的写实主义艺术，而不再局限于象牙之塔——沉湎于静物、风景、人体的描绘而自得其乐。只有从过去与社会脱离的艺术环境中走出来，从师承与流派的营垒中走出来——从象牙之塔走向现实生活，走向十字街头，贴近民众，才能创作出民众喜闻乐见的美术作品，艺术才能成为抗日救亡的武器。
　　走出象牙之塔的美术家们，在绘画的形式上开始注意民众的接受程度和认识水平，一般都采用写实的手法来表现对象，同时也出现了和民众直接交流的街头美术和街头画报等。尤其是木刻与漫画，以简便快捷的工具材料和手法，配合快速转换的形势需要，在抗日宣传和动员群众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美术作品的目的和意义已经不再是仅限于个人欣赏或者满足于个人的某种私欲和情绪。国家和民族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美术作品应该是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艺术家们主动走出画室，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宣传之中。“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在这一时期遭到无情的拒绝并显得苍白无力，更多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都投身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围，一切为抗战服务，为民族解放斗争服务。多种类型的美术作品都表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内容，以艺术的力量增加了抗战的实力和民众的信心。使美术作品真正走向人民大众，并被其所接受。特别是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的引导下，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在解放区延安初步形成。1940年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的规模庞大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上，除了部分故宫博物院的中国古代艺术品之外，主要是抗战时期的各类作品。艺术家以自己的切身感受，描绘出中国人民在战火中万众一心、团结抗日的民族精神。
　　艺术家们在走出象牙之塔之后，在抗战的疾风暴雨中迅速将艺术转化为大众模式，学习和探索也转向与社会相结合的自觉行为。“绘画下乡”和“绘画入伍”成为中国美术在特殊时期的一大趋势。尽管客观条件给艺术家的创作带来许多局限，但也出现了一大批抗战题材的作品，如徐悲鸿的国画《愚公移山》、关山月的国画《从城市撤退》，司徒乔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吴作人的油画《空袭下的母亲》《纤夫》，孙多慈的油画《仇恨》，蒋兆和的国画《流民图》等。值得一提的是，版画因其制作简便、易于传播的特性，成为宣传抗战的重要艺术形式。许多艺术家以木刻为武器，揭露日寇的暴行，以此鼓舞广大军民的斗志，在抗战时期得到繁荣与发展，形成了中国现代美术史上一道壮阔的风景。
　　吴冠中先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说：“……我开始对长期所追求的‘象牙之塔’感到空虚和失望！而被赶出杭州后一路的所见所闻，泥土和江流，贫穷和挣扎，血腥和眼泪……不断向我扑来，而且往往紧啮着我的心脏，当年我总怨这些无可奈何的客观现实太干扰我们的学习，时时挣扎摧毁我们的‘象牙之塔’！在海外初次读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对生活源泉的问题特别感到共鸣，大概就是由于先前已体验了生活实践与艺术实践的关系，认识到永难建成空中楼阁的‘象牙之塔’吧！我回到自己的国土上，重新走脚踏实地的路。路，只能在探索中找寻，在人民中找寻！”

写实主义的崛起

　　如果说，抗战之前的写实主义艺术在流派纷呈的美术界占据着一定地位的话，那么，裹挟着硝烟的写实主义即反映抗战时期的现实生活，也成为一统画坛的艺术观与创作方法，成为战时的主流。大众化无疑是战时现实主义美术的核心命题。
　　考察中国美术发展的历史，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艺术运动中，由于艺术家们艺术价值观的不同，所以对西方艺术的理解和认识，以及价值取向也因人而异。抗战时期，曾经出现了两大艺术趋向：一是以徐悲鸿为首的站在改造传统绘画立场上，选择了写实主义绘画的艺术家群；二是以林风眠为首的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潮流出发，回视中国本土文化而走中西融合之路的艺术家群。应该说，这是一个多元发展的时期，但抗战的烟火和救国存亡的号角，使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艺术受到重视，更符合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宣传需要。此后，现代主义艺术在战时遭到冷落，甚至被排斥到边缘地位。
　　写实主义绘画在抗战时期的形成，与徐悲鸿的个人主张和努力密切相关。正如他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抗战改变吾人一切观念，审美观念在中国而得无限止之开拓。束缚吾人之一切成见，既已扫除，于初尚彷徨，今则坦然接受，无所顾忌者，写实主义是也。”可以说，徐悲鸿在抗战时期的中国美术界，影响是极大的。1942年，他在《新民报》上发表文章，赞扬版画家古元并号召重庆美术家要向延安的美术家学习，并且鼓励艺术家到火热的生活中去，拿起手中的画笔去表现中国人民抗战的现实生活。由于徐悲鸿的召唤，这一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极富时代感染力的美术作品。艺术家们通过现实的感受，主动贴近生活，以画笔为武器，逐渐形成了以写实为主的创作氛围，成为抗战时期中国美术的号角。
　　写实主义艺术在中国的迅速成长，是特定历史语境中艺术与政治、艺术与社会、艺术与文化等多重因素互动的必然结果。其中包含着主动选择，也蕴含着被动调适。徐悲鸿提出：“写实主义如药，可医治中国绘画之空虚。”抗战时期使中国的艺术家开始接触真实的现实，了解更真实的民生状态。特别在国难当头之际，完成了从象牙之塔到十字街头的人生转折。随着艺术为抗战服务的呼声和为人民服务的需要，写实主义得到空前的发展和壮大。在经受战火考验的进步青年身上，看到了民众的觉醒——艺术家们配合战争时期的体制转型主要体现在回归现实的态度上，这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延安的光芒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共产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明确指出了艺术“为工农兵服务”，是战时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工作的纲领性文件，其意义不仅深刻影响了抗战时期的文艺工作，同时奠定了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批判了当时文艺界存在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倾向，强调文艺必须服从民众的需要，由此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指出文艺应该服务于最广大的工农兵群体而非少数的精英，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成为唤起劳苦大众觉醒的武器。
　　在美术界，提出“以歌颂为主”的创作原则，强调艺术鼓舞士气而非消解斗志。推动解放区文艺与国统区进步文艺的互动。倡导“民族化、大众化”风格，鼓励艺术家们吸收民间艺术形式，改造传统艺术，如木刻版画、街头剧等低成本、高传播的艺术形式的蓬勃发展，艺术作品真实反映抗战生活，反对“空洞口号”，催生了木刻版画的空前繁荣与发展。使延安的木刻版画家的作品形成不同的面貌，并且各具艺术特色，尤其是利用本土化的艺术语言，形成了具有代表性的“延安学派”，使延安风格的形成时期成为中国木刻艺术丰收的年代，并且涌现出大批的木刻版画家，使解放区的木刻成为全国版画的创作中心。
　　《讲话》推动了艺术家走出象牙之塔，走向广阔社会，走进底层大众；提倡文艺为政治服务，明确艺术的受众和表现对象是工农兵群众，所以要求艺术工作者深入群众生活当中，摒弃“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事实上，《讲话》就是将艺术纳入革命政治的轨道，其影响深远而复杂，不仅塑造了20世纪中国美术“人民性”的底色，也奠定了1949年之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原则，直至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中国艺术的主导方针。
　　有人说，延安是天堂。天堂是一种社会理想，更是一个时代和艺术的精神高地。
　　作者毕业于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中国画专业，获美术硕士学位，曾在多种报刊发表专业文章，并参加过多次不同规模的美术作品展。

林泽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