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作者 吴佩蓉 邵喜武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路径。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方法，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四个阶段（农民私有经营、集体统一经营、家庭承包经营、“三权分置”），发现改革始终以共同富裕为战略引领，通过调整产权配置实现“公平—效率—发展”的渐进性突破。制度变迁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农地产权强化、农地要素市场化三大逻辑。未来需通过巩固集体所有权、细化产权培育市场、探索承包权退出机制，推动农民增收与城乡融合，为共同富裕提供制度支撑。

一、引言

　　农地作为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其产权制度设计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分配与城乡资源配置——公平合理的农地产权安排，既能激活农业生产力，又能缩小城乡差距，是补齐共同富裕短板的核心抓手。
　　当前学界对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成果丰富，多聚焦“三权分置”“农地确权”等具体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普遍认同稳定的产权能提升农民福利，但部分研究存在局限：或侧重单一制度的短期效应，忽略产权改革的历史系统性；或聚焦现行政策，未关联共同富裕内涵的动态拓展。事实上，新中国成立70余年的农地产权改革，是一部与共同富裕目标同频共振的实践史——从“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公平，到“两权分离”的效率提升，再到“三权分置”的城乡融合，每一次产权调整都回应着不同阶段共同富裕的需求。
　　本文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以“产权权利束配置”为主线，动态分析农地产权改革的实践历程、变迁逻辑，进而提出助推共同富裕的路径，为深化农村改革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引。

二、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实践

　　农地产权是“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的权利束集合，其配置结构决定着利益分配格局。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产权改革可分为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均以共同富裕为导向，呈现出清晰的“公平—效率—发展”递进逻辑。
　　（一）农民私有经营：奠定共同富裕的公平基础（1949—1952）
　　新中国成立初期，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严重阻碍公平分配，1950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土地改革，90%以上的贫农、中农获得了90%的农地，彻底废除了剥削性地权制度。这一阶段农地产权“私有私营”，农民同时拥有所有权与经营权，可自由买卖、租赁农地，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基本公平。
　　从共同富裕视角看，此次改革通过平均分配生产资料，短期内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快速恢复，国民经济基础得以夯实，全体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障，为后续共同富裕建设筑牢了公平基石。
　　（二）集体统一经营：服务工业化的效率优先（1952—1978）
　　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小农经济的分散性难以满足工业化需求，农地产权逐步向集体集中：从初级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入股、统一经营”，到高级社的“产权共有、统一分配”，再到1962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农地产权最终实现“集体所有、统一经营”，所有权与使用权完全合一。
　　这一阶段的改革，通过集中农地资源解决了生产资料分散问题，为工业化提取了大量农业剩余，奠定了国家工业体系基础。但受限于生产力水平，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按劳分配”，农民剩余索取权被削弱，虽保障了基本公平，却抑制了生产效率，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共同富裕进程，也为后续改革埋下伏笔。
　　（三）家庭承包经营：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突破（1978—2013）
　　1978年后，为破解人民公社的效率困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逐步推广：农地所有权归集体，使用权、部分收益权与处分权归农户，形成“两权分离”的产权结构。1983年全国94.5%的农户实行“包产到户”，1991年该制度被确立为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明确“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稳定了农户承包预期。
　　这一改革直击“监督难、激励弱”的痛点：家庭成为经营主体，既保留了集体所有的公平属性（按人分配承包地），又通过“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自己的”激活了效率，农业生产力大幅释放，农村经济快速恢复。从共同富裕看，此举既避免了贫富分化，又让农民通过自主经营增收，实现了“公平与效率”的首次平衡。
　　（四）“三权分置”：促进城乡融合的发展升级（2013年至今）
　　随着城镇化推进，大量农民进城务工，农地“撂荒”与“规模化需求”的矛盾凸显。2013年中央提出农地“三权分置”：在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将承包经营权拆分为“承包权”（归农户）与“经营权”（可流转），2018年《农村土地承包法》修订将其上升为法律制度，同时推进“三块地”改革（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改革），激活农地市场。
　　这一阶段的改革，在公平基础上更重“发展”：承包权稳定农户生计保障，经营权流转推动农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实现规模化、现代化经营；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入市，带动城乡要素流动，既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又缩小了城乡差距，为共同富裕注入“城乡融合”的新动能

三、共同富裕目标下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逻辑

　　农地产权改革并非随机调整，而是遵循三条核心逻辑，始终与共同富裕目标深度契合。
　　（一）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共同富裕的根本遵循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私有私营”的产权制度契合分散经营需求；工业化初期，集中的“集体经营”解决了生产资料不足问题；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适应了农业生产力提升的需求；新时代“三权分置”则回应了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要求。
　　每一次产权调整，都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适配：当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如人民公社的平均主义），便会抑制效率；当生产关系适度超前（如“三权分置”对接规模化需求），则会释放动能。这种适配性，本质上是通过优化利益分配，实现“生产力提升—收入增长—共同富裕”的正向循环。
　　（二）农地产权强化：共同富裕的权益保障
　　产权稳定是农民增收的前提，改革始终沿着“产权强化”方向推进，通过三种方式保障农民权益：一是“分权”，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不断细化产权权能，明确国家、集体、农户的权利边界，避免产权模糊导致的利益侵占；二是“确权”，2011年起推进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颁证，2018年基本完成，清晰的产权降低了流转纠纷，增强了农户投资信心；三是“延期”，从1984年承包期15年，到1993年延长30年，再到2017年提出“第二轮承包期满后再延长30年”，75年的稳定承包期赋予农民“长期安全感”，为其可持续经营、增收致富提供保障。
　　（三）农地要素市场化：共同富裕的效率支撑
　　农地作为稀缺要素，其市场化配置是提升效率、缩小差距的关键。改革历程也是农地市场化逐步深化的过程：1949—1978年，农地禁止流转，市场处于“静止期”，效率低下；1978—1997年，政策允许“土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市场化进入“萌芽期”；1997—2013年，允许使用权“有偿转让”，市场化进入“完善期”；2013年后，“三权分置”放开经营权流转，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市场化进入“深化期”。
　　市场化的核心是让农地“流动起来”：通过价格机制实现资源向高效主体集中，既提升农业生产率，又让农民通过流转获得租金、分红等财产性收入，同时带动资本、技术等要素向农村流动，为共同富裕提供“效率支撑”。

四、农地产权制度改革推动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

　　基于改革实践与变迁逻辑，未来需从三方面发力，让农地产权制度更好服务共同富裕。
　　（一）巩固集体所有权：筑牢共同富裕的集体基础
　　当前部分地区存在集体所有权“虚置”问题——所有权归集体，但缺乏明确的“人格化代表”，导致集体资产难以盘活。需从两方面破解：一是明确集体产权主体，推动“村社分离”，将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分开，让集体经济组织成为集体资产的管理主体，代表农民行使所有权；二是激活集体资产，依托本地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如规模种植、乡村旅游），盘活闲置农地、宅基地，通过集体经营增收，再将收益用于补贴弱势农户、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实现“集体带动个体”的共同富裕。
　　（二）细化产权培育市场：激活共同富裕的效率动能
　　一是深化“三权分置”实践，加快农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扫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避免确权不彻底导致的流转纠纷；二是完善经营权流转市场，建立县、乡、村三级流转服务平台，提供信息发布、合同备案、纠纷调解等服务，降低交易成本，鼓励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通过流转获得经营权，发展规模化农业；三是推进“三块地”改革，重点落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同权同价”，允许其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时完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让农民分享更多增值收益，增加财产性收入。
　　（三）探索承包权退出：破解共同富裕的固化难题
　　当前“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导致农地承包权“固化”，新增人口无地可分，部分进城农民“不愿退地”导致资源浪费。需稳步探索承包权有偿退出机制：一是明确退出条件，允许“进城落户、有稳定就业”的农民自愿退出承包权，通过现金补偿、社保置换等方式实现产权变现；二是完善配套保障，退出承包权的核心是“无后顾之忧”，需加快农村社保与城镇社保衔接，扩大农村医疗、养老保障覆盖范围，减少农民对农地的“保障依赖”；三是强化政府引导，避免强制退出，通过试点总结经验，逐步推广，既盘活农地资源，又保障退出农民的长远利益，破解“固化”难题。

五、结语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始终以共同富裕为战略引领，从“公平”到“公平+效率”，再到“公平+效率+发展”，逐步实现了农民权益、农业效率、城乡融合的多维提升。未来需继续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产权强化、要素市场化的逻辑，通过巩固集体所有权、培育产权市场、探索承包权退出，让农地产权制度成为农民增收、城乡融合的“助推器”，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第一作者：吴佩蓉(1993-)，女，山西晋中人，博士研究生，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经济与政策。
　　通讯作者：邵喜武(1972-)，男，吉林松原人，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