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阳泉市三晋文化研究会会长崔庆和送我一部《阳泉献徵》。该书系他担任会长以来出版的第23部反映阳泉文化的力作，以四编的宏大结构，编织出一幅阳泉地区清廉文化的壮丽图景：第一编收录平定籍历代廉吏，第二编记载在平定任职的外籍廉吏，第三编汇集盂县籍历代廉吏，第四编收录在盂县任职的外籍廉吏。全书记述了134位历史人物，时间跨度从春秋至清代，空间范围覆盖本土与外地，构成了一部立体多维的廉洁文化谱系，浏览此作，仿佛打开了一部跨越2000余年的廉洁史诗。
　　“献徵”一词在古籍中有所记载，有贤能、贤士之意。
　　“献”通“贤”，“徵”有证、验之意，也可通“征”，有召集、寻求、收取等义。在《尚书》中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孔安国释“献，贤也”。朱熹注“徵，证也。献，贤也”。明代状元焦竑作《国朝献徵录》，记载了明初至嘉靖时人物及四夷。民国初，常赞春与王学曾等山西人在北平云山别墅，征集编纂《山西献徵》，书中收记228人，附55人，合计283人，其中就有盂县进士田嵩年、田雨公、田国俊、武全文和武劭孟等5人。

历史星空下的廉吏群像

　　《阳泉献徵》中的廉吏们，虽时代不同、职位各异，却共同绘就了中国古代廉吏的精神图谱。
　　春秋时期祁奚“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大公无私，成为千古佳话；唐代张士贵作为开国元勋，功高不傲，保持清正本色；金代赵秉文以文为人师，立德立言；元代吕思诚遵纪守法，正达刚明；五代时期李家父子一门三杰，家风淳厚；明代张三谟忠言直谏，耿九畴革弊黜贪，张显扶贫助弱，甄敬学养深厚；清代田兴梅坚守善道，王奇祥勤政为民，田雨公持方守正，白久润守身如玉，李兆元严辞拒贿，窦瑸廉声遍朝野，田嵩年廉享三晋……这些人物如历史星空中的璀璨星辰，照亮了中华廉洁文化的传承之路。
　　细读这些廉吏事迹，不难发现其中蕴含的共通特质：他们不仅有廉洁自律的个人操守，更有经世济民的家国情怀。清代的孙隽为政清廉，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仍能保持节操；蔡侗治学严谨，将学术追求与为官之道有机结合；张佩芳重教兴文，深知教化对廉洁社会建设的基础作用；孙晋祺学贯中西，展现出开阔视野与廉洁操守并不矛盾。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廉官的精神内核，也成为历代吏治考核中“以廉为本、以德为先”标准的具体体现。

廉洁文化的多维解读

　　《阳泉献徵》的价值不仅在于记录历史，更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廉洁文化的多维视角。
　　从地域环境角度看，境内的廉洁传统并非偶然。此地位于山西东部，自古为交通要冲，多元文化融汇，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念。平定与盂县两地，虽行政区划不同，却在廉洁文化建设上呈现出相似特点：既重视本地廉吏的培养，也开放接纳外籍廉吏的贡献；既关注在本地任职的廉洁典范，也追踪记录本地籍官员在外地的廉洁表现。这种开放包容而又注重传承的地域文化特质，为廉洁文化的生长提供了肥沃土壤。
　　从历史发展脉络看，从春秋至清代，廉洁文化在境内呈现明显的延续性与发展性。不同时代的廉吏，其廉洁表现与关注重点各有特色：早期更注重个人品德修养，后期逐渐扩展到社会治理的多方面；早期多为个案式的廉洁典范，后期则出现家族式的廉洁传承。这种历史演进，反映了中国廉洁文化从自发到自觉、从个人到社会的发展轨迹。
　　从制度与文化关系看，《阳泉献徵》生动展现了中国古代考课制度中“以廉为本”的特点。廉洁不仅是道德要求，更是制度规范；不仅是个人选择，更是社会期待。这种制度与文化的互动，使得廉洁价值在中国历史上得以长期延续，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今对话中的现实启示

　　历史的价值在于为现实提供借鉴。《阳泉献徵》中的廉吏故事，对当代廉洁政治建设有着深刻的启示意义。
　　廉洁文化的培育需要榜样引领。每一位廉吏都是一面镜子，照见历史，也映照现实。祁奚的大公无私启示我们在干部选拔中应摒弃私心，张士贵的功高不傲提醒我们保持谦虚谨慎，李兆元的严辞拒贿展示了对诱惑的坚决抵制，窦瑸的廉声遍朝野证明了廉洁终将获得社会认可。这些生动的历史榜样，比单纯的理论说教更具感染力和说服力。
　　廉洁建设的推进需要多方合力。《阳泉献徵》中既有本地廉吏，也有外籍官员；既有高层官员，也有基层官吏；既有政务官，也有教育者。这种多元构成的廉洁力量，提示我们当代廉洁建设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形成合力。
　　廉洁价值的传承需要创新表达。古代廉洁文化需要与当下廉洁环境相结合，才能焕发新的生命力。《阳泉献徵》的编纂本身就是一个创新表达的尝试，它通过系统梳理地域廉洁文化资源，为当代人理解廉洁传统提供了便利。我们还需要更多这样的创新，让廉洁文化从历史走进现实，从书本走入人心。
　　《阳泉献徵》是一座精神的富矿，它珍藏的不仅是历史记忆，更是文化基因。在这些廉吏故事渐行渐远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回首凝视，从他们身上汲取精神力量。当下的社会，物质丰富而诱惑增多，制度完善而漏洞犹存，更需要那种“守身如玉”的定力、“严辞拒贿”的勇气、“勤政为民”的情怀。
　　历史的回响从未停止，现实的航船正在前行。《阳泉献徵》告诉我们，廉洁不是遥不可及的道德高标，而是可学可做的行为规范；廉洁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传统遗产，而是需要不断创新的活水源头。当我们把这些历史智慧转化为现实行动，把廉洁价值融入日常生活，那么《阳泉献徵》的编撰便超越了单纯的历史整理，而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照亮未来道路的文化工程。
　　读罢《阳泉献徵》，那些廉吏形象如一座座丰碑，矗立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应矗立在我们每名共产党员心中。他们的故事，他们的精神，他们的选择，穿越时空，依然铿锵有声，依然能够唤醒我们内心对清廉的向往，对正义的坚守，对美好的追求。这或许正是《阳泉献徵》最为珍贵的教育意义所在。

孟宏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