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王振家总稽核

　　20世纪80年代的阳光，穿透晨雾洒在苏醒的田野上。信用社的自行车碾过田埂，姚主任的蓝布包里装着贷款合同，我的笔记本记录着各村贷户的“三查”情况。跟随他走村串户，发放贷款支持脱贫，是我最快乐的事。那时我尚不知，这些琐碎会串成一条线，引我走向北京，遇见省农行信合处王振家处长，写下人生最难忘的篇章。
　　巴州村有个盲老汉宫广田，靠一手纺绳手艺在信用社贷款支持下脱贫，成了“万元户”。我采写的《昔阳县一个盲人的自述》被《山西农民报》头版刊登，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写稿成了我的业余爱好，每年几十篇稿件被山西日报等报刊采用。
　　1985年初夏，一纸调令让我告别巴州信用社，带着忐忑与期待回到县信用联社。不久，县联社交我一项任务：整理关于加强农村信用站管理的经验材料，上报省农行信合处。我满怀热忱，调查、搜集、撰写，一周苦战，我与同事带着材料踏上通往太原的长途汽车。那车如移动的时光匣子，载着我对省行的憧憬——省农行信合处的领导是威严还是慈祥？材料能顺利通过吗？
　　到了迎泽西大街省农行办公大楼，我见到王振家处长。他接过材料，神情专注，认真翻阅，时而眉头微皱思索，时而嘴角上扬，喃喃自语：“不错不错。”简单几个字，让我感到被认可的欣慰。
　　王处长留下材料，记了我的联系方式，撕下一张台历，背面写下他的姓名和办公电话交给我。回到县里，我将纸条如珍宝般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心中满是纸条承载的认可与希冀。
　　这份材料上报省分行后，在全省地市相关会议上交流，编印到《山西省农行农村信用站管理》一书。时光如潺潺流水悄然流淌，带走了岁月痕迹，却留下美好的回忆。
　　1987年10月，晋中市农行在左权县组织全市信用社主任会议，邀请王振家处长讲话。他在讲话中提到我，说我利用业余时间撰写宣传信用社支农的报道，每年在地级以上报刊发表几十篇。我因未参会，根本不知此事，后来，一位信用社主任见到下乡的我眉飞色舞：“小杜呵，王振家处长在左权全区会议上对你大加赞赏，不简单，我也替你高兴。”这鼓励如种子在我心中生根发芽，激励着我继续努力。
　　1989年3月底，我参加晋中地区农行在介休市支行组织的全市宣传报道模范通讯员表彰会议，接到省农行信合处通知，让我整理近年来写稿投稿的经验和体会。我深知这是王处长又一次信任与鼓励，如春风拂面，温暖有力。
　　经验材料整理出来后，按联社指示，由县印刷厂正规排版印刷50余份，以县农行（联社）名义邮寄到省农行信合处。王处长看了十分满意。这份材料后由省农行信合处邮寄到总行信用合作管理部。王振家处长当时是《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杂志社编委主要成员，材料很快在1990年第5期上刊发。我的写稿经验体会，如蒲公英种子随风飘散，推广到全国农行和信用社系统。
　　1990年5月下旬，省农行信合处通知我6月1日前到北京农总行报到，接替山西在《中国农村信用合作》杂志借调期满的同志。5月29日，爱人送我到阳泉火车站，列车启动，我望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离别的惆怅与未来的期许交织心头。
　　借调总行杂志社两个月后，我熟悉了编辑部的日常工作，得到隗和增总编的肯定。期间，王处长三次从太原来电，嘘寒问暖。1990年8月，王处长来京，特意带我游览天安门、军博，逛前门、西单。中午他坚持请我吃面：“我收入高，理当付钱。”
　　1991年，总行在成都、忻州分别召开信合会议，我作为责任编辑采访了王振家处长。他学识渊博，总结工作条理清晰，睿智风采令人敬佩。
　　1992年借调期满，我返回县联社，之后又被借调至省农行反腐办工作。
　　在反腐办两年，我吃住在机关，全心投入工作。每日整理材料，早起晚睡，周末不休，撰写稿件宣传农行反腐成效。《山西农金报》成为我的阵地，多篇通讯还被《中国检察报》《金融时报》《山西日报》《中国城乡金融报》等报刊刊发，及时反映了全行反腐进展。
　　借调期满，省农行决定调我至省分行工作。后来得知，借调源于办公室李主任在行务会上的推荐。李主任后晋升省分行副行长，又赴宁夏任行长；王振家处长升任总稽核，成为副行级领导干部。没有他们两位的举荐，便没有我的人生转折。
　　王振家总稽核在信合处工作期间，管理全省系统1880多个信用社、19950多个信用服务站和8700多名农村信用社员工。他带领团队深入基层，呕心沥血，山西信用社各项管理名列全国前茅，多次获总行表彰。
　　调省分行后，有同事问我是否花钱走动？我答：“一分钱没花！”省分行机关风清气正，领导廉洁自律，员工务实高效，焕发出勃勃生机。
　　岁月如歌。王振家总稽核与时任省分行领导们的风范如高山仰止，品格似春风化雨，铸就了山西农行坚实脊梁，其精神丰碑历久弥新。

杜盘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