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立民

　　悬赏制度以重赏激励知情者提供线索、完成特定任务为核心，是跨越千年的治理智慧。
　　从先秦“徙木立信”的诚信实践，到现代法治框架下的多元赋能，这一制度紧扣时代脉搏，见证国家治理能力迭代升级，彰显社会治理模式持续创新，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重要治理纽带。

起源与演进：从传统募赏到制度化法治发展

　　悬赏雏形可溯夏商周三代“募赏”，统治者以财物、爵位为酬，招募民众捕盗、从军、献策，成为补充治理效能的核心手段。
　　春秋战国诸侯争霸推动募赏多元发展，商鞅变法时“徙木立信”，于咸阳城门立木，许诺搬木至北门者赏五十金，兑现承诺后树立政府公信力；燕太子丹以“黄金千斤、邑万家”募勇士刺秦，荆轲应募而行；《管子》《墨子》记载的“赏告奸”制度，将募赏融入社会治理，构建全民监督网络。
　　秦朝一统后，募赏纳入法律体系，确立“悬赏购奸”制度，《睡虎地秦简·法律答问》明确“捕亡，完城旦舂，购钱二两”，以固定赏金将临时募赏制度化。
　　汉代承袭秦制，设“购赏科”细化标准与程序，汉武帝以千金募缉匈奴单于、求购《尚书》残篇，曹操以“万户侯”募揽关羽，场景延伸至军事、人才、文化领域。
　　魏晋至明清，募赏制度日趋成熟。魏晋出现“悬赏辑佚”“悬赏募兵”专属形式；唐代《唐律疏议·捕亡律》明确民众协捕责任与固定赏金，实现约束与激励并重；宋代设“赏钱库”保障赏金足额兑付；明代《大明律》细化缉盗募赏程序，强调“赏不逾时”；清代将募赏用于边疆治理、海禁管控，赏金白银数两至万两不等，形成全国性治理网络。
　　清末新政开启近代转型，西方警务制度传入，传统募赏向现代刑事悬赏转变。1906年《大理院审判编制法》将悬赏纳入司法程序，民国《刑事诉讼法》明确检察官悬赏权限与举报人权益，实现从“人治”到“法治”跨越。
　　新中国成立初期悬赏制度一度弱化，1983年公安部对“二王”案发布5000元悬赏令，重启现代刑事悬赏；1998年《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规范悬赏发布权限；20世纪90年代法院探索“执行悬赏”，2017年最高法司法解释正式确立该制度，形成刑事+民事双轨并行的法治化格局。

现代运用：多元场景下的治理实践

　　（一）刑事悬赏
　　由公安机关主导，适用于故意杀人、涉黑涉恶、A级/B级通缉令对象等重大案件，经县级以上公安负责人批准，通过多平台发布信息，载明悬赏对象、赏金及举报方式。
　　赏金依案情定，从数千元至数百万元不等，A级通缉令赏金通常30万元，特大经济犯罪悬赏最高达百万元，资金源于办案经费或见义勇为基金，遵循“谁悬赏、谁出钱”原则。
　　（二）民事执行悬赏
　　法院主导破解“执行难”，针对被执行人隐匿财产、下落不明且法院调查无果的案件，经申请执行人申请可发布公告，通过官方平台及新媒体矩阵推送，明确被执行人信息、未履行标的、悬赏金比例（5%-50%）或固定金额及举报条件。
　　赏金由申请执行人承担，从执行款中优先支付，线索需为法院未掌握且促成执行到位方可兑奖。
　　多地法院引入第三方平台，太原市中院设“执行110”快速响应机制，大幅提升线索核实与执行效率。
　　（三）其他领域悬赏
　　行政领域，海关、市场监管、环保部门分别悬赏举报走私、假冒伪劣、污染行为，赏金数千元至数十万元；科研领域，中外均设专项悬赏，如英国“经度奖”、美国“安萨里X奖”，激励攻克技术难题；公益领域，公益组织发起悬赏寻找失踪人员、举报虐待动物等，资金源于社会捐赠，补全社会治理短板。

核心作用与现实优化

　　（一）核心作用
　　破解治理“信息不对称”，刑事领域弥补警力不足，形成警民联动，如“二王”案悬赏后日均数十条线索助力破案；执行领域变法院单打独斗为全民参与，太原市小店区法院2025年通过法信平台悬赏370人，执结35件、和解40件，涉案1500万余元，神木市法院小标的统一悬赏机制3天执结17案、到位170.79万元。
　　强化法律威慑，倒逼义务履行，压缩失信、犯罪人员逃避空间，警示潜在违法者。凝聚社会共识，构建多元治理格局，提升公众法治意识；以小额赏金撬动大额执行款或案件侦破，维护司法公信力，节约公共资源。
　　（二）现存挑战与完善方向
　　当前存在行政与公益悬赏缺乏专门立法、发布途径局限、举报人权益保障不足等问题。未来需制定《悬赏制度法》规范核心内容；搭建全国统一悬赏平台，运用技术提升线索处理效率；健全举报人隐私与安全保障机制，设立专项基金，解除举报顾虑。结语
　　从夏商周朴素募赏到先秦诚信典范，再到现代多元赋能，悬赏制度历经千年淬炼，是调动民间力量破解治理难题的重要工具。它承载传统治理智慧，融入现代法治精神，在多领域作用突出。新时代下，伴随制度完善、技术赋能与权益保障强化，悬赏制度将释放更大效能，为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注入持久动力。

作者单位：太原市小店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