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过年，年味越来越淡了，穿新衣已不是年关的奢望，吃饺子更是一年365天想吃就可以吃到，年三十此起彼伏的鞭炮听不到了，窗外连平时汽车喇叭的鸣叫声也没有了，唯有家家贴春联的习俗还在。红红的对联，手写的、印刷的、印金的，各种不同的春联让人感受到春节的喜气盈门。
　　小时候，我家的春联是父亲写，进入腊月，他就开始张罗了，那时候没有现成的春联条，父亲总是在下班后买很多的大红纸，然后折成条状和斗方，作为小助手，父亲教会了我裁纸、抻纸和叠格。大红纸裁纸是有诀窍的，不是用刀，而是用缝纫线。折叠好纸，放入细线在折痕处，两人配合，一人揪着线的一头不动，另一人往外拉线，看似细软的线却比刀子还锋利，所到之处红纸被服服帖帖地裁开，边缘整齐而光滑，我便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以柔克刚的神奇。
　　晚上，父亲便将小桌搬到炕上，龙飞凤舞地奋笔疾书，一会儿功夫，小小的屋子里那只有几平方米的地面和家中所有能放下的地方就摆得满满当当。父亲的书法很好，他每年不仅要给自家写，街坊邻居写，工厂的工友写，还要给在农村的亲戚写。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对象，还要写不同的内容。“六亿人民六亿兵，万里江山万里营”“春风吹绿汾河岸，红旗映红太行山”“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等等。给工友们写则是“抓革命、促生产、夺取首季开门红”一类，给农村的亲戚家不但要写对联，有小院还要写院帖，“满园春色”“满院生辉”，院门来一张“出门见喜”，院里有大树的贴一个“枝繁叶茂”，养着花的“花开富贵”，有粮仓的“五谷丰登”，有鸡窝的“鸡肥蛋大”、有猪圈羊圈的“膘肥体壮”“猪羊满圈”……总之万物生灵都是喜气洋洋，普天同庆。每年看着父亲写春联，既喜庆欢乐，又让我充满敬佩。
　　上初中后，在父亲的鼓励下，我便斗胆开始和父亲互换了角色，无论我写得多么丑，父亲都会把我写春联贴在自家门口。记得有一年，为了让我那极不像样的书写贴出来漂亮一些，父亲搞来了金粉，熬了胶水，让我用胶水在红纸上写，他随即将金粉洒在胶水上，我边写他边洒，一条写完，抻起来抖擞抖擞，部分金粉便沾在写有胶水的字上面，金光灿灿，煞是好看，年三十贴出去，左邻右舍交口称赞。从此后，写春联就成了我腊月里一项任务，我接过了父亲的笔，到工厂为工友们写，一写一整天；插队到农村后，为老乡们写；到机关工作后，为同事们写；退休后参加书法协会和书画院的活动，到基层、到军营、到学校“送春联，送祝福”，几十年过去了，其乐融融，乐写不疲！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的女儿已三四岁了，每每看到父亲和我操笔弄墨，她便瞪大眼睛追逐着笔画中闪耀的墨光。耳濡目染之间，她对书法也产生了浓浓的兴趣。在爷爷奶奶的督促下，她用心甚笃，悟性颇高，习书得法，七岁便在太原市少年宫的竞赛中获了奖，高中时举办了个人书法展，大学一年级就担任了北京大学学生书画协会会长。自然，写春联的接力棒也传到了她的手中，我家和亲戚门上的春联早已被她取而代之。工厂、机关、学校，熟悉的和不熟悉的朋友，到处有人托她写春联，常常直到除夕早上才把朋友之托完成。每年，她工作的单位都将她写的春联精美地印制了数十万幅，分赠职工祝福，既让更多的朋友们收到了女儿的美好祝愿，也减轻了许多应接不暇的负担。
　　时过境迁，如今我的女儿也早已成家立业，两年前，大外孙便将他写的春联和大大的“福”字，赫然挂在了我的家门上。去年，他的书法和绘画都在全国少儿书画美术大赛中获了奖，并且顺利通过了中国书法家协会的考级，“长江后浪推前浪”可喜可贺！春节前，他更是早早就将一幅篆书的“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的古联写好，除夕日置于家门两侧，佳节喜庆之气油然而生。今年，刚上一年级的小外孙也拿起了毛笔，一幅《骏马迎春》写得像模像样。看来，今后他妈妈贴春联的位置也只能让位给他们了。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国人的传统，过春节，写春联，贴春联，就在这红彤彤的春联间，年复一年，代代相传。

崔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