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卓妍

　　所谓核心词，是语言系统中最基础、最关键的组成部分，特指承载语言核心概念、使用频率高、适用范围广且具有较强能产性的基础词汇。它贯穿于各民族日常交流的每一个环节，是各民族共用、不可或缺的语言要素。从具体范畴来看，核心词既包含时间、空间、数量、方位等支撑语言基本表达的基础概念词汇，是各民族描述客观世界、传递基础信息的“通用工具”；也涵盖交往、认同、协作、共识等与民族互动紧密相关的词汇，是连接民族情感、传递价值观念、凝聚民族合力的重要载体。核心词的核心语义具有相对稳定性，这是其能够成为语言“基石”、实现跨民族、跨场景通用的前提。但这种稳定性并非绝对，在特定的多民族交往语境中，尤其是各民族互动的复杂场景下，其语义内涵会随着民族交往需求的变化而发生灵活的动态调整，从而更好地适配各民族的沟通需求。而多民族交往语境并非各民族间的简单相遇，而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基于共同生活、工作、学习、协作等多元场景，在长期、持续的互动交流中逐渐形成的动态语言使用环境。这种语境最鲜明的特征是民族多样性、互动长期性与语境复杂性。民族多样性决定了沟通中文化认知差异的存在，互动长期性为语言变异提供了充足空间，语境复杂性则要求核心词必须具备灵活的调适能力。核心词的语义适应与语用变异，正是在这样的动态场景中逐步发生、不断演化的。除此之外，我们还需明确两个核心概念：语义适应，特指核心词为适配各民族的文化认知差异、应对民族交往场景的动态转换、满足各民族多样化的交际需求，而发生的语义扩展、语义收缩、语义迁移与语义重构等一系列适应性变化，是核心词融入多民族交往语境的关键；语用变异，则是核心词在各民族实际使用过程中，其语用功能、搭配范围、指称对象、使用场景等方面发生的系统性、规律性变化，是核心词适配各民族交际习惯、文化特色的具体体现。语义适应与语用变异相互关联、相辅相成，二者共同构成了核心词适应多民族交往语境、实现各民族有效沟通的重要表现形式。
　　基于语言接触、语用学、语义演变等相关理论，结合语料库驱动、案例分析等研究方法，通过构建涵盖民族地区公共事务、各民族日常交际、民族文化传播等场景的多民族交往语料库，我们发现，核心词的语义适应呈现“语境适配—语义分化—功能整合”的三阶演化路径，具体表现为四种类型。语义扩展是最常见的形式，核心词通过内涵拓展与外延延伸适配多元民族交际需求，比如“交往”一词，从传统的“个体互动”拓展为涵盖各民族群体互动、跨民族文化交流、民族地区公共协作等多元内涵；语义收缩则是为规避歧义、精准表达，精简内涵、限定外延，如“认同”在民族地区公共事务场景中，从宽泛的多层面认同聚焦于各民族公共事务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语义迁移是核心词语义内涵与指称对象向民族交往相关领域转移，如“融合”从一般文化领域延伸至民族地区社会治理、各民族的经济协作、民族文化交融等领域；语义重构则是核心词语义内涵的重组与语用功能的重塑，如“共同体”从“共同利益群体组织”，发展为承载各民族团结协作、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多重功能的核心词汇。
　　在语用层面，核心词的变异围绕各民族交际需求适配、民族认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培育展开，呈现出搭配重构、指称迁移、语用功能拓展与语用风格转换四大特征。搭配重构体现为核心词搭配范围拓展与组合模式创新，如“协同”一词从传统的工作、团队协同，拓展出各民族群体协同、民族地区跨领域协同等新型搭配；指称迁移则是指称对象向民族交往相关领域转换，如“纽带”从连接事物的中间环节转变为连接各民族、凝聚民族情感、传承民族文化的桥梁与媒介；语用功能拓展让核心词从单一的信息传递，叠加了民族情感表达、民族认同构建、各民族协作引导等多重功能，如“共识”一词便从单纯指代共同认知，发展为凝聚各民族情感、引导各民族协同发展、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语用风格转换则是核心词为适配各民族语言习惯、文化特色与场景需求，实现严谨规范与通俗亲切的动态调适，如“协作”在民族地区公共事务场景中偏正式，在各民族日常社区交往、民俗互动中更显亲切自然，贴合各民族的表达习惯。
　　核心词语义适应与语用变异的发生，是多重因素共同驱动的结果。各民族互动频率是基础，高频的民族交往推动核心词跨场景、跨民族传播，为变异提供了必要条件；各民族文化认知差异是内在动因，不同民族的文化传统、认知习惯差异，促使核心词通过语义与语用调整实现认知协调，适配各民族的沟通需求；民族交往需求变化是直接动力，多元的民族交往场景，催生了核心词在表达精准度、功能多样性上的新需求；社会发展与民族地区建设则为变异提供了宏观环境。随着我国民族地区的不断发展，各民族交往的场景与需求不断丰富，推动核心词持续演化，能更好地服务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作者的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