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上空的布谷鸟》自序

　　如何让思考转换为生命的力量？如何让诗歌从朴实的生活中折射出光芒？如何让自己处在尴尬之地，依然保持微笑，破茧成蝶？在学习和创作之间，文化的作用是呈现于有思考能力的人面前。思考，会让人觉得一直都在逆水行舟，但依然要探索和创作。在糟糕的生活面前，思考又变得无能为力。
　　收集完《城市上空的布谷鸟》之后，重新审视自己。我想了很多：关于人情世故，关于同异性朋友之间的交往，关于和领导、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关于身边来来去去的人际关系。为什么有的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我为什么会在乎？如何为自己找一条出口？海子为什么要离开人间？我在诗歌的境界里理解了他，在生活的绝境中理解了他。人所有苦的源头，还是跳不出世俗的眼光和现实生活的无情挤压……生活让我卑微，让我在思考中得到解答又在窘迫的尴尬中颓废。爱是什么？友谊是什么？灵魂深处至高的境界是什么？抛开前两个不说，第三个是什么，我想到一句话：“超越至高灵魂的境界，是死亡。”我懂了海子“至高境界”——纯诗歌境界的超越虚空灵魂的解脱，还是来自现实生活苦，而苦的根源是贫穷。
　　再回到文学本身，思考就是一个漩涡和陷阱，让你不能自如操纵的同时，左右为难，左右突围，最后变成一个孤家寡人，远离尘世，人格分裂，裂变的后果，在一个写诗的人脑海中，便是以诗意的形式突围，寻找生活模式中的自我突破口，我将之定义为冲动性写作和理性写作。
　　首先从写作惯性说起，我觉得在不能主题先行写作的前提下，让写作成为一种自由撞击思维逻辑的回应，笔下所呈现出某一种意外的思维收获，这种思维逻辑用文字表达的形式，就是惯性写作。对某一件事情的触动，比如惊喜的、感叹的、思念的、爱慕的、仰望及回忆的等等某些生活情节中被动的情感波动，促使有要提笔写作抒发自己要爆发出来的情绪，便是写作冲动。柳青说：“文学是愚人的事业。”这句话感动了我，也触动了我，让自己从坚持写作变为习惯写作。当一个人执着到“愚”并获得成就时，这种“愚”便成了大智。这种大智驱使写作者笔下流泻出有一定思想高度和独特见解的文字，便是理性写作。
　　写作是没有技巧的，而是在不断磨炼和提高水平基础上的一种习惯。一个人的作品特点，是基于灵感而喷薄而出的“原创语言的构建”，（你自己独有的语言风格）。余秀华的“穿越大半个中国去睡你”、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到了光明”、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独有的写作风格，从而被别人认为是写作技巧。
　　写诗，是用一种超越时间的语言，去表达诗人要说的话，而这种语言必须是诗的语言，一种独有的个人语言。在时间之上，它与时代无关，只是一个人被某一种东西击中，就像闪电一样，产生出来的一道光。捕捉某一瞬，时间与生命碰撞，诗歌可以超越你所在的年代，在语言的大海里陶冶，炉火纯青地站在你的笔端。
　　诗歌就像进入灵异故事中的另一个我，当某一种类似于玄学的这种空间站时，语言便开始打破常规性的文体表达，我所说的“玄”就是空灵，文字此时就像梦呓，像插上发光翅膀在黑暗中蹁跹的小灵动，它就是一种境界，是思维导图中一种自由和束缚的博弈，也是文学和现实之间的这种纠结和矛盾，被我自命为写作矛盾。这种灵魂的自由写作基于在我们无法决定自己生命长度时，思考使你警醒，写作拓展生命的宽度。
　　但，当关于诗和远方、自由与财富，无论哪一样，当我是一个穷鬼时，当局限于身体的自由时，灵魂的自由便是一种俯视自由的高度。我曾经说过：“我是一个坐着看风景的人。”生命的束缚是由于生活困境不得不按常规的方式一步一步地走人生路。当我为了一个月千把块钱的零工失去身体自由时，我机械性地重复着不符合我年龄和文化高度的动作。我站立在那里，灵魂在自由的蓝天里诗意般地飞翔，但我又告诉现实生活中灵魂深处的自己，“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正是这种缺憾，成就了诗歌。我的诗歌写作是任性的，也是自由的。在撕碎自己再重新组装的过程中，打破常规写作，寻找突破口，以逆思维导图导植入诗歌语言，把自身的遭遇、思想融入文字中，去揭发和抒写，妥协和改变。
　　我喜欢走阳关大道，也喜欢走独木桥。
　　我希望我的诗歌，在继承唐诗宋词的基础上，把中国文字以诗歌的美感传承下去，让它具有优美的旋律和意境。不管是感伤的还是惊喜的，我希望用诗歌的语言去呈现，以达端庄和大气或小巧和灵动的效果。具有穿透力和禅意。
　　一个真正的写作者，总是希望给笔下的人或事理想化地画上句号，补偿那些不曾拥有过的精神和物质的渴望，以及对生命困顿的救赎，以超虚空灵魂解脱，赋予笔下生命和希望。

王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