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从前——一个80后的这20年

　　二十岁之前，我过年时一定会回到老家。那个偏远的小山村里，乡民们大都是同宗同族，过年有着极强的仪式感。
　　父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年关回去时，四邻八舍早把裁好的红纸送到了家里。于是父亲挥毫泼墨、母亲置备酒菜，我则拿着笤帚涤荡满院的尘土。年三十，家家都忙着贴对联、摆旺火。大块的精煤在院中心层层叠起，中间填满干燥的豆秸。煤块就来自于村子所在的大山底下，豆秸就来自于村外的层层梯田之中。这黑黝黝的宝塔静静地沉默着，只等着初一被点燃，爆发出乡亲们对红红火火的新一年的热望。
　　除夕夜照常是看春晚、包饺子、团圆守岁。子时一到，全村都会响起激烈的鞭炮声。恬静的夜晚并不能持续多久，凌晨四点多，炮声就会再次响起。每家放三颗二踢脚，名曰开门炮。旺火的每一个孔隙都开始喷吐烈焰，窑洞中各处则摆好了接神纳福的祭品。最深处是天地爷、炕头是灶王爷、箱柜上是福星爷、门口是门神爷。
　　做完这些，家长就要带着子孙赶往山村最高处接太阳。向初升的红日顶礼膜拜、表达农家对自然的真切感念，这大约是我们那里特有的风俗。然后，爷爷就会一边向四方祭拜一边向我们讲述，先祖们是如何迁移到了此处的，一路上又踏过了那些地方。一些地名我仅有耳闻，另一些怕是连爷爷也没有去过。但每次我们都会重复这样的流程，年年如此、概莫能外。
　　一块巨大的布上画定了祥云仙鹤、宫室牌位，历代祖宗的名姓就写在这山川昭穆之上。这件宗族至宝名曰神祗，是大年初一祭祖的重器。山村里并没有专门的祠堂，谁家今年迎娶了新媳妇，谁家就要承担起主祭的责任。其他家各备供品前去礼拜，在浓浓的香烛味中告慰先人。然后晚辈依序向长辈磕头拜年，丁口兴旺的人家，那扬尘舞蹈的长龙能从窑洞里一直排到院子中心，引来别家诸多艳羡的目光。
　　这些仪式经历得多了，我便渐渐感到嘈杂而疲惫。只有在长辈发利市的时候，心里才会由衷欢乐起来。城里是怎么过年的呢？要是和我的玩伴们聚在一起，一定比在山村里有趣得多吧。山村下面的煤炭渐趋枯竭，山村外头的梯田日益荒芜，同辈的年轻人都离开了那里。爷爷去世后，奶奶跟着我们搬进了城。后来，我就再没有回过老家。
　　在城里过年似乎真的更热闹一些。爹妈都是教师，每年来拜望的学生络绎不绝。在外工作的发小们都回来了，我便呼朋引伴、终日玩闹。喝点小酒，聊聊儿时的糗事、讲讲去年的经历。打个小牌，凑凑当晚的饭局、抢抢群里的红包。然而随着各自成家立业，我们从一些仪式走向了另一些仪式。嘈杂和疲惫再次袭来，这样的闲适也就迅速消失，年味儿不年味儿的便无暇顾及了。
　　收利市的变成了发利市的，听家史的变成了讲家史的。眼看着儿女们逐渐长大成人，发小们则一起奔三奔四然后飞也似地奔五、而立不惑然后没奈何地走向知命，这心里头欣慰之余便是惶恐。汽车穿行在不同的城市之间，带回了对每一个春节的敷衍、带走了对每一年生计的焦虑。尾气交织成一片久久不散的光化学烟雾，烟花爆竹则荣幸地为之背锅，从限制燃放转为彻底禁绝。
　　禁燃令颁布之前的最后一个春节，我的儿子有幸目睹了我们放炮。大胖是我们这一辈当中最爱热闹的，每年都要准备大量的各色炮仗。那一晚，他把所有的存货都搬了出来。炮架上是成排的二踢脚，马路边是绵延的麻雷子，孩子们手里捏定了只会绽放出弧光的星星棒，眼睛都直勾勾地看着巨大的礼花筒。每当新的一种炮仗或烟花被点燃，他们就会在灿烂的光芒中真心实意地欢笑起来，而我们则沉静地笑着，像是在目睹自己的童年。那边单元门外，不知是谁用蜂窝煤堆起了巨大的旺火。比我小时候见过的更大更整齐，燃烧得同样炽烈，看来却总有些陌生。
　　“今年小胖不回来，强哥全家去了海南。老丫头们从来不在这边过年，咱们的饭局定个十人桌怕是都坐不满啊！”沐浴在鞭炮碎屑之中，大胖的口气听起来莫名惆怅。
　　“嗨，这年啊，还不就是给小孩子过的吗？”大元的眼神有点发直，可能是带了某些仪式感之外的醉意。

在水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