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父亲在离家九里的郭村教书，担任民办教员。“文革”期间开展清理“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运动，家庭出身富农的父亲便被县教育局辞退了，回到村里务农。
　　父亲是个喜欢自由的人，不习惯早听钟声上地、晚听吆喝声收工这种按部就班的日子。到我三岁能够坐和站的时候，他主动向队里申请了掏大粪的活。干这活又累又脏，但时间能够自己掌握，只要每家的茅坑快满时把它掏干净，运送到地头的粪池里就行。运粪便的车就是个小平车，车框顶上用铁丝绑紧三根木棒，每根木棒两头各有一个凹槽，就可以挂六只瓦罐。为防止运送过程中粪便摇晃溢出来，每个罐面上会撒两把小麦壳。在小平车的左前方，父亲给我固定了个座位，垫上一尺见方的小棉褥子。于是，掏粪和运粪的路上，父亲一边拉着车，一边教我学习。他要么教我唱儿歌，什么“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爱吃萝卜和青菜，蹦蹦跳跳真可爱”；要么教我念数字，从1、2、3一直数到100；要么给我讲故事，什么龟兔赛跑啊、后羿射日啦。我懵懵懂懂地听着，咿咿呀呀地学着。苦中有乐，呛人的味道似乎也淡了。
　　父亲将装着他和母亲结婚照的相框后面的三合板卸下来，用黑漆涂刷后做成长约一尺、宽约八寸的小黑板。在家里时，他就在小黑板上教我写阿拉伯数字、拼音字母和“毛主席万岁”。我六岁时，父亲带着我去学校报名入学。老师说我年龄还差一个月不愿接纳。父亲说：“我娃会写毛主席万岁。”说着，父亲将小黑板从我脖子上摘下来，从兜里掏出一支粉笔给我，我便在小黑板上工工整整写出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字。板黑字白，格外分明，大家都吃惊了，老师见状，称赞说“好，好，上学吧。”就这样，我进入了学校。
　　一年级就上语文、算术两门课，都由这个老师教，他同时也是班主任。每当有人来学校时，他就会把我喊到办公室，让我在小黑板上写“毛主席万岁”。来人看后总会夸他：“你教的学生真厉害呀，这么小就会写这么好的字。”班主任嘿嘿一笑，我仿佛成了他的金字招牌。
　　现在想起来，在那个特殊年代，父亲没有因为事业上受到打击而一蹶不振，没有觉得知识对我们那样的家庭已是无用。他相信时代总会变化，知识可以改变命运，从而把一条单调难闻的运粪路变成了快乐有趣的育儿路，用一块自制的小黑板把我送进了学校。

卫文英（夏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