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文化田野考察与阐释》出版，众多专家共论华夏文明初祖

　　近日，山西大学文学院侯文宜教授作品《炎帝文化田野考察与阐释》出版座谈会在太原举行。该著作立足于文化人类学视野，以当今国际通行的田野作业方法深入乡间考察调研，在获得亲验感受和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辅以历史文献和民俗学研究，体现了严谨的治学风格和理论学养，是一套了解、探索古上党炎帝遗存及文明史颇有价值的读本，也是我省区域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侯文宜，1960年生，宁武县人，中国传媒大学文艺学博士。现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艺学学科点带头人。专著《当代文学观念与批评论》曾获山西省第六届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
　　高平位于古上党太行山西南边缘，据已出土墓志铭证实，高平羊头山脚下区域早在唐宋时就叫“神农乡”；在汉、晋、唐、宋古籍志书中皆载有神农羊头山“获嘉谷”的记录；当地至今留下大量炎帝文化遗存，环羊头山形成了从肇创农业文明、采药中毒身亡到殁葬及享祭陵庙完整的历史链。
　　侯文宜和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刘毓庆从2004年便开始探究炎帝在太行地区的历史活动与中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实证探源山西炎帝历史活动与中华农耕文明起源。现在侯文宜的书全面梳理了山西古上党炎帝文化的留存，省作协党组书记杜学文表示，“对史前史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民族共同体构建与演化的新的认知，这是我们的基因遗传，世世代代存在于我们的民族生命之中，在山西高度重视区域文化发展的今天，要以积极的姿态进入并完成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时代使命。”
　　座谈会上，山西大学、山西省作家协会、山西省炎帝文化研究会的专家学者就《炎帝文化田野考察与阐释》的出版及中华历史文化研究传承等问题进行了研讨，现将研讨精华整理摘录，以飨读者。
　　走向田野和社会的炎帝文化研究
　　刘毓庆（原山西大学国学院院长）：这本书我看过了，六个板块——民俗、传说、祭祀与遗迹、庙宇、碑刻，全面地把炎帝文化在山西南部腹地的遗存做了一个系统的梳理，侯文宜的辨析很细致，运用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第一卷文献尤多，诸多资料和她的考察结合，从中体现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在山西南部腹地做炎帝考察很难再超越她，是一部里程碑的著作。
　　这本书主要从文献的角度或考古的角度来证实炎帝。
　　炎帝失败后，黎部族留在山西，山西南部有苗这个地方。从文明源头看，山西值得研究的东西有很多，许多在此留存的东西在中原已经消失，是个文化的犄角旮旯，很有研究价值。
　　李书吉（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首先，炎帝文化研究意义重大，炎帝是山西人的祖先，也是中华民族的祖先，故应扎扎实实地研究炎黄。炎帝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原始农业的起源。另外，炎帝在高平发明农业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原始农业的发明应该是在高而平的地方，而再高的地方可能不行，但低的地方容易遭灾，所以高平这个名字可能就是发展农业的地方。
　　我们的很多研究，包括刘（毓庆）教授的研究，对炎帝的研究有了系统，比如说神农庙、炎帝陵、炎帝行宫、炎帝宗庙等，已经构成了一个体系，且这个体系是个三角形。今天侯教授的书主要讲了我们周边，包括高平、长治等，又是个大三角形。所以我们确定地理是非常重要的，确定地理便能够脚踏实地的认为炎帝就在山西，无论炎帝从哪里来，他在山西发明了农业是肯定的。
　　最后，我翻阅侯老师的书后，很感慨。这是个扎扎实实的研究炎帝的成果，她用了很多种方法，比如说考古法、文献法，包括研究口传的历史等。我们文化研究要真正做到各种方法都应用起来，才能有所成就。侯教授的这本书恐怕多年难以被超越，这本书文献扎实、考古的材料运用得很好，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包括一些相关的传说也都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感谢侯教授为我们提供的著作。
　　郝平（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在对从炎帝文化到中华文明早期文明的研究中，山西是避不开的。那么中华文明早期到底在哪里？民族可能是多元的，但文化不多元，最终的源点还是应从语言的角度来说，应从炎帝、黄帝等角度入手。高平已做了20多年的炎帝文化，开了无数次会议，这个路向是完全可以的。
　　侯老师的这本书是一个多学科的著作。我们20多年前便开始开展社会史研究，提倡走向田野与社会，我们就是走村串巷地找碑、找民间的史料。侯老师这套书是从六个方面来阐释，确实不容易，而且侯老师做了大量的田野调查。但是从遗址遗迹这个角度来看，还有拓展、深入的空间。侯老师应自己超越自己，从遗址遗迹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另外，除了在区域角度（高平）进行研究外，还要拓展到南太行、华北等地，或者再拓展到整个北方，可能意义更高。另外，从碑刻方面看，民间文献和正统文献如何结合，应从民间文学的角度进行进一步的扩展，这样对我们进行下一步的炎帝文化研究的研究视角、范围、高度将有所促进与提升。
　　跨界视野下的炎帝文化
　　杨占平（原省作协副主席、著名文学评论家）：我是搞文学的，门外汉，只能谈些感想。第一个感想是侯教授这部作品是我们山西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收获，也是中华文明研究的新收获，也是侯教授十几年炎帝文化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这是侯教授跨界研究的斐然成果。一位在现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有很多成果，特别在教书育人方面也教出很多国家栋梁之材的人，在主业之余跨界做炎帝文化研究，在历史文化研究领域奉献出如此一部大作，的确是体现了她跨界研究的魄力，这一点我们很佩服。这也证明她除了在文艺学方面，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也有了成果，这是一个跨界研究的拓展，更是她能力的展现。我们能感到她跨界研究的不容易，那么出成果就是必然的，这是我的一个感想。
　　第二个感想是她用田野考察的方式创作，虽然田野考察并不是多有创新性、开拓性，但要做好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对于侯教授来说，她还有主业，要进行大量的田野考察需要时间和精力，同时还要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需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山沟一个山沟地走，不然写不成这本书。关于炎帝文化研究相关著作很多，如果在这方面研究不采用田野考察方式，可能会重复别人，只有田野考察方式能把自己研究的特性和自己的成果见解更好地体现出来。
　　第三点感想是关于阐释。阐释在整部书里不是主要部分，虽然文字不多，但很有深度和广度，在这么一个学科里要阐释出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是很不容易的。侯老师这本书旁征博引，跳出了炎帝文化研究，站在了更广阔更高层面上来看待这一项文化课题，这就凸显出她跨界研究的能力。
　　傅书华（原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院长、著名文学评论家）：我谈一谈自己的几个看法：第一，研究的意义。首先是纵向历史性，显而易见，炎帝研究属于史前史，最近伴随着中华文明走向世界，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成为一个时代话题。只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才能让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中华文明以何种形态走向世界并构建共同体，这是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引起我很大的感慨。第二，方法。我想说的是侯教授书中还用到了一种方法：史记传统。侯教授书中也写到“无论是遗址、遗迹、古庙碑刻还是民俗、传说、祭祀，一般都与实地居民有直接的关联，没有直接关联和不具备具象性的基本上都不是实物。”避免观念对事实的污染和扭曲，要重新建立事实，重新建构我们的认知，拒绝掉以前的、旧的认知方法。这已经超越出田野调查的一般意义，真正具备了一种重新认知时代的方法。
　　金春平（山西财经大学文化传媒学院副院长）：侯老师在作品当中有着跨学科的意识，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炎帝文化研究很多都是文献、文字的记载，但是语言有它的不确定性。侯老师在作品中突破了原有的、用史料等语言叙事的方法，而把实地考察、田野调查等物化资料加入进来，让语言的叙事和物化的叙事形成一个彼此的参照，用物的叙事来验证语言的叙事，用物的叙事来限制语言叙事的边界，也就是说二者彼此印证，彼此限制，以此来筛选、剔除语言文字叙述中的很多互相矛盾的，有偏差性错误的地方。
　　第二，这部著作构建起了物理性文化遗存和人类性文化遗存的一种历史空间的图示。炎帝文化作为华夏文明的一个起源，不仅仅是华夏子孙的一个想象共同体，他也面临着其他文明对我们先祖形象的一种质疑或解构，如果要把这样的一个想象共同体坐实，不仅需要文献性的稽考，还需要实证性的验证。由于在这个过程中，很多的研究描述处在一种孤立的状态，而缺乏一个宏观的、立体的，更大的历史视野的关照，所以导致了很多的研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在侯老师的著作当中，秉持着一种整体的、系统的、历史的学术原理，不仅清晰的呈现出今天的人们追溯的痕迹，还将炎帝文化是如何渗透到民间大众思想观念上、生活礼仪和精神祈望上这个完整的过程清晰地描述出来。
　　葛水平（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省作协副主席、当代著名作家）：我比较喜欢侯老师从民俗这一角度谈炎帝。人类的历史在文字未出现以前，都是口耳相传下来的，在千百年的流传中，难免有些前后出入，甚至失真。但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则是有根据的，即便有些神秘的色彩，那也是那个时代现实生活的折射。侯老师将这些传说与考古资料结合起来，进一步证明炎帝的存在以及时代的变迁。炎帝是不是山西人，是不是高平人，我觉得这些暂时是其次的。侯老师在民俗这一块所讲到的，民俗记忆不是个人化的，不是为了满足个人某种确定情绪，对一个地方的群体的记忆和一个地方的神秘记忆，也就是虔诚的对地方、对待先人的经历与创造。这一点，侯老师是我学习的榜样。研究炎帝文化的价值在于当社会过于功利化的时候，知识分子应该给生活一些梦想。侯老师的梦想和文化自觉或者说自觉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先觉，这本书让我看到了高平是一个独具魅力的地方。
　　推动炎帝文化成为文旅资源
　　刘媛媛（太原学院文旅系主任）：侯教授把寻找文化资源作为自己精神上的一个追求，从一个学术的追求达到一个文化自觉的境界。这种寻找、调查、考据，我觉得也是把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炎黄子孙的一个精神性的东西去找出一个真正的，让我们觉得是可信的，可靠的一个信仰性的东西。作为一项基于田野调查和带有史料性、资料性的研究文献的出版物，我认为侯教授的研究给我们山西高平一带作为炎帝文化的发祥地和炎帝文化圈提供了一个非常可靠的依据。正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可靠的依据，它带来了这本书的另一个价值就是它的实用性。我们山西正在进行战略性的经济转型，大力发展文旅产业，那么侯教授的书对我们山西炎帝文化的发掘，并将其转换成文旅资源，转化成可以看得到的经济收入，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可以作为依据的一个实用性的、史料性的文本，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著作。
　　段友文（山西大学民俗学研究所所长）：关于炎帝有多种说法，炎帝的身份主要有三种说法：一说炎帝是黄帝的同胞兄弟，还有说炎帝便是神农氏说，炎帝是氏族首领说。我认为炎帝不是某一个人的代称，也不是一个部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活动，而是一种民族文化，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富足历史文化演变的一个象征性体现，尤其是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是民众的一种历史记忆，体现了一种文化真实，我们更多的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它，可能更能彰显它的价值。
　　这给我们带来一个思考，现在陕西宝鸡、山西高平、湖南湖北炎帝陵都有炎帝神话传说和信仰及庙会。那么，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要做跨区域、跨省域的，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对其进行比较研究，协同发展可能会更好。把山西的炎帝文化研究好，打造内涵，同时要有开阔的视野，加紧与陕西、湖南、湖北的联系，深入进行炎帝神话传说的研究。把炎帝神话传说和他的遗迹、和民众的生活、和当今的社会发展结合起来，由资源变为资本，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真正让炎帝神话传说、炎帝信仰、炎帝庙会的研究成为乡村振兴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起到推动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