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弹在你身边嗖嗖地飞，不到它们落地，你根本不知道自己下一刻是死是活。”祁法治18岁就加入游击队，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预备队，他一开口就能把人们带回炮火连天的战争岁月。
　　祁老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往事便犹如海浪一样决堤而来。
　　“我的家乡是平陆县曹川镇姚坪村，我们家很穷，没有自己的土地种。农民谁不是从土里刨食吃？没有地种，就没有饭吃。为了活下来，父母只好租了村里有钱人的地来种，并带着我和弟弟一家四口，全都租住在他们家的三间土瓦房里。我原先的名字里有一个‘发’字，父母虽没什么文化，但也知道读书的重要。在我11岁时，日出而作、日落也不息的父母，用他们在地里像牛马似的劳作挣下的辛苦钱，送我上了小学。1941年5月，我们所在的平陆县东部地区被日本人占领了。”祁法治不能再上学了，父母带着他们兄弟俩渡过黄河，逃到了河南省渑池县西面的段村。在段村过了两年多逃亡生活后，1944年初，故土难离的父母，又带着他们回到了老家姚坪村，在本村的勾家后小学，祁法治又拾起了书本，继续念小学。
　　说起这段读书经历，祁老深有感触，“勾家后小学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学了什么文化，掌握了什么知识，而是和我一起读书的4个同学惨死在日本鬼子手里。有一天，为躲避日本鬼子，我们都逃到了村外一个废弃的旧煤窑的矿洞里，煤窑里巷道很深，鬼子不敢贸然进去，就用鼓风机在洞口往洞内放烟雾，想用烟熏死我们，我们手牵着手往巷道更深的通风的地方摸索，没吃没喝，在伸手不见五指的煤窑洞坚持了一个白天。
　　“天黑的时候，有4个男同学大着胆子跑了出来。结果，全被日本鬼子抓了去，还没到他们的炮楼，在姚坪村下面的一条沟里，就把他们全打死了。天天和你在一起，曾经是那么熟悉的活蹦乱跳的生命，说没就没了。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
　　“现在回想起来，后来自己之所以能义无反顾地去参军，除了家穷之外，还有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这个仇恨在同学惨死的那一刻就在我心里种下了。听说要加入的游击队是共产党领导的打日本鬼子的队伍，毫不犹豫，说走就走。”
　　“1945年5月23日，我在本县涧东村参加了李彦敏领导的游击队条西纵队10支队。走的那天，天气很好，我背上背着母亲准备的干粮口袋，跟着同村比我稍年长的两个人，天一亮就出发，走了整整一天。涧东村在县城附近，离我们姚坪村有50多公里，赶我们走到时，天已经黑了。天黑，但我心里亮，觉得到了队伍里就有奔头了，打心眼里觉得什么都是美好的、新鲜的、光明的。见登记簿上把我的名字‘祁发治’写成了‘祁法治’，我不说也不纠正，沉默地就接受了这个新名字。心想，这个‘法’更好，到了部队，一切都要听部队的。从登记处出来，我这才知道我们村光祁姓本家就有6个人已经入伍了。只可惜，我们村的这些人包括和我一起来的那两个人，后来都失联的失联，牺牲的牺牲。一仗打下来，好多人就再也见不到了。没有经历过战争，不知道战争的残酷，现在回想起来，牺牲的这些人都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
　　“游击队的生活很艰苦，基本上没有统一的军服，也不是人人有枪，有的有，有的没有。条件虽苦，但我们都很乐观，抓着俘虏后，我们就有了枪。拿上枪的我兴奋得不得了，因为年纪小，也不知道怕，遇上战斗就往前冲，再加上自己又断断续续读过小学，领导说，这个小伙子不错，人机灵，也勇敢，不怕死，很快就让我当了通讯员。战争年代的通讯员，没有先进的通信设备，全靠两条腿和一张嘴，上传下达，什么时候该跑，什么时候该躲，什么时候该发出什么指令，什么时候该收集什么信息，全靠个人的观察能力和随时应对不测的应变能力。我们游击队在中条山里活动，打的是游击战，没有固定的驻扎地，今天在这个村，明天还不知道在哪个村，全是临时安排。队伍每到一个村子，就封了路，只准进，不准出，怕走漏风声。
　　“参加游击队不久，游击队就归编太岳军区第3军分区58团。遵照上级命令，我们在平陆、垣曲、闻喜、侯马等地接受日军投降。日军投降后的第二年，1946年的6月，解放战争打响了。58团是大部队，发正规的军服，是土布做的中山装，还有军鞋也是部队发的。身着崭新军装的我从心里希望能调到战斗连，去前线打大仗、打硬仗，可是，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被组织安排留在团部，由通讯员变成了一名警卫员。虽然没有去了战斗连，但也跟着团首长上战场。有次，我跟团参谋长权纯去了运城稷王山，那里有我们守防的两个连。在稷王山我们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了，权纯指挥战斗并带着大家突围。在突围路上，只听耳边‘嗖’的一声，我条件反射地伸出手，一把就把权纯摁倒在地。随后，听见不远处一声巨响，抬头一看，好险！那颗擦着我们身体飞过去的枪榴弹，在离我们只有二三米的地方爆炸了。有惊无险的我们突围成功，晚上睡觉时，我才发现棉衣上不知什么时候被打了个洞，所幸身体没受伤。
　　“1946年12月16日，我们太岳军区攻克垣曲县城后，为策应吕梁战役，保卫延安，将敌人粘在绛垣线及临汾地区，解放军主动撤离垣曲。部队休整之机，我被选送到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青年干部训练队学习。从1947年2月到1948年4月，为期一年两个月的学习，不但提升了我的政治素养，增长了军事才干，更主要的是完成了我个人生命中最有意义的里程碑式的大事——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入党是秘密发展，介绍我入党的是青训队队长段金成和区队长李根元，他们代表组织和我谈了三次话。问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有没有长期打仗的想法？有没有为解放全中国，为广大人民谋幸福奋斗终生的决心？’我是1947年6月入的党，经过半年候补期，同年转正。也就是说，组织上向我提出这些问题时，我还没过20岁生日，正是青春年少、热血沸腾、积极向上的年纪。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我答：‘我家是雇农，我参加革命队伍，是自觉自愿跑来的，不是雇来的，不是要来的，更不是抓来的，我有为革命牺牲自己性命和个人幸福的决心。’表这个态时，我说的不是大话，我已经离开家快两年了，心里其实很想父母。当时部队规定，3年之内，不准给家里写信，去信怕出问题，回信又收不到，部队不定驻扎在哪里。至于说回家探亲，更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大家都是这样，一个心眼闹革命，心里想得很单纯，为解放全中国，个人做出什么牺牲，都在所不惜。1948年4月，我从青训队学习结业后，以正式党员的身份，分配到太岳军区警备司令部任见习参谋，驻地在河南省济源县。”
　　1951年，祁法治从运城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调到了华北独立22团司令部任作战参谋，驻地在太谷县。抗美援朝战役打响后，又入选山西省军区参战人员预备队，虽然最后没有远赴朝鲜战场，但随时做好了参战的准备。祁法治说：“我一直从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幸福兵’，走过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不但活下来了，还获得了许多荣誉，两次荣立了一等功。全国解放后，部队先后送我到大连海军学校、天津市华北军区第一速成中学和北京第一坦克学校军事指挥第六期营团指挥军官队学习，可以说，我的成长离不开党和部队的培养，从这点上，我也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幸福兵’。”

陈春澜
　　（此栏目内容节选自三晋出版社新书《战火中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