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我和俊拴去后沟村征收敬老院的“摊纳费”时，已是深秋时节。树上的地下的金黄色的杨树叶铺满了整条沟，为山村平添了一抹色彩。村子不大，百十户人家散落在沟前沟后的坡坡坎坎上。
　　这个村子有6名五保老人，都集中收养在乡敬老院，他们所需的费用也就是“摊纳费”，由村民分摊。俊拴是行政村会计，负责把费用折算成粮食，集中收好后缴到红沙坝粮站。因为村民们忙着收土豆，几天前，俊拴利用晚上或中午农闲时收了大部分，我来也就是做个样子。
　　俊拴比我大不了几岁，人瘦得像个麻秆儿，倒是挺有劲的。他见了我，说：“妥了，村民们一听说给那几个老光棍收口粮，可积极了，缴的都是最好的莜麦。”这年夏季干旱，庄稼收成不好，我一直担心能不能收上来，看来是想多了。他说着便把百十斤重的粮袋扛起稳稳走向队部。
　　我扛不动，但吃肉喝酒还可以。俊拴说他媳妇给我俩炖了只老母鸡，烫了壶好酒。我心里美啊，这几年工作下来，自己硬是从滴酒不沾锻炼到喝半斤不醉的水平。
　　这个季节的晋北高原天气还是热得要命。半斤酒下肚，我坐在俊拴家的炕上浑身冒汗。不行，得回。下午两点多，俊拴开着三轮车送粮，我正好搭车回乡政府上班。
　　当然，也有个别村民对“摊纳费”的标准有意见，这都可以理解，但民办老师、村干部工资等都需要开支。虽然受了旱灾，但国家也免了部分农业税，所以不能成为不缴的借口。好在，大部分家里的年轻人都进城打工，挣下钱完全能补上摊纳费。
　　就我自己来说，虽然每月能开80多元工资，除去开销，也刚够买两袋面补贴家，缴摊纳的钱根本指望不上。四弟刚成年，也外出打工了，挣了钱才把当年落下的各种费用的窟窿补上。那些年，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我单身一人还好对付，而成家立业的乡干部的日子就过得紧巴巴的。
　　一天，乡党委书记告我，他联系粮站给了乡里一批平价面粉，可以为乡干部和一些受灾的村民救救急。俊拴不知怎么得到信儿，一大早来找我，说后沟村里有几户村民快揭不开锅了，需要几袋面。想着他们为五保户的贡献，我想都没想开好提面票盖了公章给了俊拴。俊拴拿着票风一般飞去了粮站，似乎后面有人抢似的。此后，我又陆续给几个乡村干部开过票。
　　秋风落叶，乡政府所在驻地的头脑村更显清冷。我在办公室无聊，表舅来了。他是粮站会计，见我开门见山地说，以后不要再开面票了。
　　为啥？我不解地问。
　　没指标了，他对我说。当时具体怎么给我解释的，不记得很清楚，但大意是粮站的日子也不好过。粮油实行了双轨制后，虽然城镇居民还持有供应粮本，把粗粮变细粮还由粮站领导批，但人们可以在市场自由买粮油，粮站的权力逐年减弱。
　　我问表舅，那给我们的指标面是不是上级下拨给我们的救济粮。他说救济粮主要是玉米，一斤一两都必须拨给村民。而这部分平价面粉主要是收摊纳的损耗等，也是他们精打细算挤出来的。
　　此后，再有人来开票时，都被我拒绝了，根本不懂把矛盾推给粮站，为此还得罪不少人。其实，我都没给自己家开过票，可谁信呢？多年后，我又回到了后沟村，摊纳费不收了，口粮本作废了，农业税也取消了，村民们种地还有补贴，应该算过上好日子啦！让我不明白的是村民们都不想在村里住了，尤其是年轻人都挤着进城，只留下俊栓和十几户老人守望着这个村庄。

杜松林（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