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割后的田野像掉了魂，空落落一片。只有初冬的北风懒散地四处闲逛，像极了泉塘村村里的二癞子。
　　入冬的村庄，睡着了一般。家家户户的门虚掩着，看门的老狗，从门洞中探出头来，敷衍地应付路上轻微的动静。
　　寒风中，二癞子吼了一嗓子，老李便笑盈盈地出现在村口。老李是清溪湾的，梳着大背头，乌亮的头发涂了猪油似的。他腆着圆滚滚的肚子，一只手里拎一个藤编的提袋，另一只手有节奏地甩着。他似乎跟谁都很熟，狗见了他也不叫，仿佛他是这村子的一分子。
　　老李一来，似乎荒芜很久的村子就醒了。二癞子从村头撺掇到村尾，一路吆喝：“剪脑了！剪脑了！”剪脑是村子里的土话，就是理发。小时候不懂，总以为剪脑是一种惩罚。那时的乡村就是我的全世界，到处疯，经常忘了放牛或者打猪草。爹毛了，就勾起食指和中指使劲往脑壳上敲，那种骨头碰撞的声音，干脆而沉闷，生疼。
　　老李一进泉塘村，一般都径直去聋子爷爷家。他去年来过，前年也来过，好像聋子爷爷家是他的理发店。聋子爷爷家的堂屋大，两扇大门一打开，冬日薄薄的阳光涌进来，亮堂堂的。聋子爷爷拖出一条长凳，摆在堂屋中央。地面是硬实的泥土，坑坑洼洼，凳子总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位置，直摇晃。堂屋两侧陆陆续续挤满了人，一个个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说说笑笑，把地上的事情往天上吹，也把床头的事情往老李身上抖，似乎老李是村子里的回收站，荤的素的，新鲜的隔夜的，倒出来就轻松了。大伙一个个就着性子，把这单调的时光闹得沸腾起来。
　　理发前，老李把抽烟当作一种仪式。他掏出一个哗啦作响的塑料袋子，撕下一片白烟纸，抓一把黄褐色的烟丝摆在烟纸上，用肥嘟嘟的手指将烟丝捏成条，大拇指和食指一捻，卷成了柱状的纸烟。老李猩红的舌头蛇吐信一般，在烟卷封口的纸片上一舔，烟就叼嘴上了。
　　老李歪着胖乎乎的脸，一边搭讪，一边熟练地用推剪掀下一大片头发来。老李说话时，挂在嘴唇上的纸烟一颤一颤的，燃尽的白灰死拽着烟卷，始终不愿掉下来。
　　我爬上那条长凳上时，那凳子摇摇晃晃，我的双腿悬在空中，像屋檐下风干的两根丝瓜。老李码了码我的身子，把一块油腻的白布往我身子一盖，在后脖颈上一扎，勒得我喘不过气来。
　　老李开始了他的表演。耳边弹簧收缩的声音低沉而有韧性，似乎有无数只虫子在撕咬叶片。老李肥胖的手指带着呛鼻的烟味，冰冷的金属推剪在我的头上犁田一般，来来回回。我的头皮荒芜已久，经不住这般挑逗，又麻又痒。我极想笑，又怕生出事来，只好强忍着。胸前的白布上，一撮撮微黄的头发落下来。我想起了秋天的后山上，松林里一层层被风吹落的松针叶。
　　老李解开白布，我脖子一松，顿时感觉气流往头顶上涌。他一边用硬戳戳的毛刷抹我的脖颈，一边往我的衣领里使劲吹气，紧促的气流中夹杂着满是烟臭味的口水。我赶紧逃也似的跳下长凳，跑到水渠里冲头。待我回来时，老李已经在另一人的头上拨弄着，新的烟卷一颤一颤的，挂在两片厚厚的嘴唇上。末了，那股带着浓烈烟味的口水又把那人吹下了长凳。
　　午饭时间，来理发的人招呼一声，老李就去谁家，随便得很。这么多年下来，老李从没有为一顿饭尴尬过。泉塘村的人也不用为理发费担心，有钱给钱，没钱，一升米、半袋谷子，也行。
　　老李一走，二癞子恢复了往日的平静。无头可理，他继续蹲在篱笆墙下，捡了一根枯树枝戳蚂蚁窝玩。篱笆墙外，人们忙碌着，说说笑笑，改头换面，精神了许多。

□郭发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