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我曾编过11年的《山西医学院》小报，回忆起那些编报的日日夜夜，至今还难以忘记。
　　1988年4月，我接手这张小报时，院报编辑部条件很差，人员少，经费不足，设备陈旧，工作琐碎，困难不少。
　　为了提高院报质量，我们先后购买了数十种新闻业务书籍，坚持每天读报，尽量多参加各种专业会议，学习取经。
　　院报比起其它正规大报来，没名没利没地位，但工作量，辛苦程度，艰难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讲，却比大报要超出许多。由于人手少，任务大，时间紧，从组稿采访，编稿，画版，校对，发行，甚至连取送校样，发放稿费，向各个高校寄发校报等，都要“一条龙”干到底。而仅有的两名编采人员就又当记者，又当编辑，又当勤杂工，又当邮递员，还要参加众多的会议，编采很多稿件。于是，整日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不停地转动。除了干活，不能生病，不能请假，不能消闲，更不能偷懒，10天出一张报，几千双眼睛死命盯着你，确实比较紧张。于是上班时，看不完的稿子，画不完的版样，校不完的样张，就拿回家里去看去画去校。收工卸不了套，下班也睡不成觉。有多少个星期日和不眠之夜，都把时间、精力和心血花费在报纸上。有时没有稿子，就找到师生宿舍，或追踪到教室，操场去找稿要稿求稿。稿子多了，更不敢马虎，来一篇，看一篇，改一篇，尽量做到不积压。一些稿子文字较差，改后除题材大体不变，基本上成了编辑的文稿。那些改动太大的，字迹太乱的，行文不规范的，还得亲自工整地抄写一遍，这样才能送去打印排版。
　　校对是出版工作中最繁琐但又极为重要的一个环节。为了减少错别字、漏字、多字，我们对每期报纸付印前都要先将全文校对三遍。我们一般是取回校样，或到印刷厂去校。排字车间冬天生火炉，烧烟煤，家里熏得乌烟瘴气。就这样，我们也得闻着烟味呛味在那儿校。而且校对第一遍，往往是错别字连篇，或者缺文少字，密密麻麻，校完之后，几乎就面目全非了。看得我们自己也眼花缭乱，头晕脑涨。三次校对，往往出来一两个版，就去印刷厂一趟。有时一天要往返三四个来回。一年四季，无论风雨寒暑，花谢草长，我们都在为院报默默而辛勤地奔忙。
　　1988年11月26日，我们在太原市中心医院参加完教学医院挂牌仪式后，连夜写报道，于第二天星期日送到山西日报社。因为是星期日，大家不上班，我就将稿子从门缝塞进去，结果，第三天很快就见报了。1991年4月，在太原工业大学开会时，碰见山西人民广播电台编辑，他说，电台每天早晨新闻半小时报纸摘要节目可编播各院校报上的文章。为了扩大院报影响，“5·12”护士节那天的报纸，正好5月11日出来，我们就赶在下班前将报纸送到电台新闻部，第二天早上的新闻半小时节目里就播发了《理解和尊重护士是一种觉悟和文明》这篇文章。
　　1989年5月，中华预防医学会公共卫生教育学会成立暨第二届全国公共卫生学院院长系主任联席会议在我院召开，邀请我到会并作报道。会议结束后，非要请我吃饭，我婉言谢绝。我常对别人讲，院报是“清水衙门，清贫而高洁”。我们从来没有搞过有偿新闻，以稿谋私，也没有人给我们送礼或送红包。我们坚信：事业诚可贵，廉洁价更高，即使钱诱惑，二者不可抛。也许还有人说，既然捞不到实惠，工作何必那么认真，省得踩不准时代的节拍。我们却要说，这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正直劳动者的神圣职责。

张超群（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