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老师在讲台上问:“都打下虫子了吗?”
同学们齐声说:“打——下——来——啦——”
刘老师又问:“打下来几条?”
这就回答不齐了,乱套了。
有个男生叫:“我打下来5条。”
刘老师先说了句“我的妈呀”,然后让全班同学给他鼓掌。
这个男生是我的同位儿——“同位儿”是大同方言,指的是同桌。我赶紧捩头问他,“打下5条蛔虫?是不是真的?那厕所还不得全填满?”他回答说:“打虫药真好吃,还想吃呢,我不想吃那个难吃的肥儿丸。”
学校每年秋季一开学就给学生们发打虫药,宝塔形状,一圈圈罗纹,甜甜的像糖。但一年就发一回,哪能老吃上。
上世纪80年代,大同市帝君庙街上有个城区十三校,与位于府学门的大同六中背靠背,一庙之隔,这个庙就是现在大同重建的文庙。大同六中占据文庙,校园内大成殿保存得还好,其他建筑年久失修、人为拆改,已经没有原貌。十三校操场是文庙大成殿的后墙,墙下有个主席台,大殿高高的屋檐把主席台遮了少半个,鸟儿们在屋檐下飞来飞去,呜呀呜呀地叫。上操时,有老师站在台上喊:一臂距离,散开。哨声一吹响,鸟儿们就扑棱扑棱在空中打转。
我在这儿上小学。班主任姓刘,教我一二年级。那时候刘老师大概40多岁,笑起来脸上有俩酒窝,那酒窝深得就像是锥子扎进去一样。天一冷,她就围个头巾,在脖下打个结,从背后看她,后脑勺老飘着个三角形。
打下5条蛔虫的这个家伙叫白俊,长得又白又俊,哪个老师也待见他,学习不好也待见。我就不行,长得不好学习也不好,哪个老师也不待见我。
放了学,我经常让刘老师领回家写作业,完不成作业的白俊也去。刘老师在锅台上做饭,让我俩趴在炕沿边上写字。白俊不好好写,拿削笔刀把炕沿边的木头一刀一刀削下了皮。刘老师发现了也不气,就说:“可那个愣货,屁股大把心也掉了,你也不怕把那白肉肉插上刺!”
写完作业,我和白俊相跟上回家。他家住在雁塔街的城墙底下,城墙上有座雁塔,塔的檐角有风铃悬挂,风一吹铃就响,这铃声能传出很远很远,隔几条街都能听到。我说:“这铃响得真好听,啥时候能到你家写写作业?”他说:“我明天带面包,你带啥?”
早饭我们在学校吃。每人带个铝饭盒,盒盖上粘胶布写上名字,饭盒交给老师,放进锅炉房的大锅笼屉里馏热,再给学生发下来。早饭一般都是油饼、油旋、麻叶、面包,也有带包子饺子的,那韭菜味儿一散,全班同学都吸溜鼻子。
饭盒发错了,我没发现,打开盖拿起面包就咬了一口。白俊紧说慢说“你拿错了你拿错了”,我倒咬下一口——我吃了他的面包。我说对不起啊,他说没事。他把我的饭盒递给我,接过我咬了一口的面包吃去了。我打开我的饭盒,又拿出一个面包,大口吃起来。他见我带的也是面包,睁大眼:“你也是面包,那你跟我换啥?”我也睁大了眼:“那能一样?你是你的,我是我的。”
坐在我前面的二班长听我俩说话,笑得喘不上气。
我们班有两个班长——大班长和二班长,都是长得好看学习又好的女生。大班长厉害没人敢惹,男生们只敢给二班长写纸条。二班长只要一发现文具盒里有纸条,看也不看,就举手交给老师。我就奇怪二班长,为啥不看就交老师。我实在想知道写纸条是啥感觉,就决定自己写一个“纸条”试试。
我拿了一张纸,给对方起个名字——志刚,叫志刚的人很多,偏偏我们班上没有,这就对了,反正没人知道我这是写给谁的。我写下“志刚”两个字后,心里突然就热乎乎的——写纸条原来这么好呢。我决定不先写“我爱你”,我要写点别的。我才上二年级,也不知道该写点啥,我想了半天,写道:咱们俩的关系……
刚写到这儿,白俊就凑过来问,你写啥呢?我赶紧捂住不让他看,他非要看,我一着急就把纸团成一团,他拉扯着抢,还是抢去了。
我坐在座位上等刘老师过来骂我,一直等到放学。
我问白俊:你为啥没告老师?他说:你跟他到底是个啥关系?
放学路上,我俩谁也不理谁,各回各家。
啥关系?我哪知道啥关系,我老听大人们说男女关系男女关系,觉得关系这个词跟男女有关系就写上了。
冬天到了,教室里生起了炉子。
早上第一节课后,炉子前围得严严实实。大班长上完厕所回来,已经挤不进来了。她个子高,就从我们的脑袋上方,把手高高地向炉子伸了过来。坐在炉子跟前烤火的白俊突然站起来,用他的手抱住了大班长的手——就像包饺子似的把大班长的手包到他的两只手里,还紧紧地一合,像捏住一个饺子。哇——同学们叫唤起来,还有人喊:耍流氓耍流氓。大班长面无表情,只说了一句:干啥呢?白俊一下羞红了脸,比炉子里的炭还红,他赶紧抽回自己的手,脑袋耷拉着想躲也不知道往哪躲。我赶紧挤开旁边一个同学,腾出一条缝,他一步奔上来,就从我身边挤出去了。
我知道,白俊可不是耍流氓,他瞅见大班长那冻红的手就想帮忙捂一捂。他也不是喜欢大班长,他可没那胆儿……
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