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往事——一个思乡人对故土的记忆

　　五年级暑假，我奶奶去世了。
　　我们一家人每天晚上在仓门街吃完饭，都回南寺街奶奶家睡一晚上——按照大同风俗，人去世后的家，百天之间不能空房。
　　我们骑上车子从仓门街出发，经过朱衣阁、府学门、马王庙街，然后到南寺街。我妈把小学六年级的课本拿到南寺街，每天晚上教我写字做题。我心思谋，等开了学我就要变成好学生了。可没想到的是，我妈是个有野心的人——她让我提前学六年级的课本，是为了让我直接上初一，不上六年级，跳级。
　　就我这水平，还跳级？唉，好学生是肯定当不成了。
　　当年，大同的小学教育开始六年制。我妈说：六年级那点东西都是过去五年级学的内容，不用上了。
　　我妈是大同二中的数学老师。我就这样上了初一。
　　初一班主任是个男老师，戴黑框眼镜留小胡子，高高瘦瘦的。
　　小胡子老师教语文，他发下来一套六年级语文试卷，说是摸一下底。
　　后来，小胡子班主任在班上说：和蔼的“蔼”都写不对，还能写成言字头？他示范了一下，把言字头的蔼写到黑板上，全班哄堂大笑。
　　我没笑，因为那个字是我写的，五年级还没学“和蔼”这个词。
　　小胡子老师字写得特别好，往黑板上一写字，同学都哇哇一片叫喊——标准的瘦金体字。下了课，值日生都不舍得擦黑板。
　　全班同学都开始模仿小胡子老师的字体。
　　可是语文课上，小胡子老师提的问题总是很奇怪，他老是问：大家对这篇课文作何感想？
　　“感想”不应该是老师让我们抄下来背会的吗？我自己可没感想，答不上来。
　　有一天，学校大喇叭广播说，学校有个17岁女生得了白血病，号召全校师生捐款。当时正在播出日本电视剧《血疑》，一想到有个年龄跟幸子一样的女生得了跟幸子一样的病，我心里很难受，回家问我妈要了一毛钱。
　　班长收钱的时候，有个女生从裤兜里掏出一分钱，表情很不自然地说：我正好有个一分钱。
　　小胡子老师拿到捐款统计表后，不高兴地在班上说：怎么还有捐一分钱的呢？
　　捐一分钱的女生，把头低下了。她叫郭丽，就坐在我前排。
　　她是我上初一后，交到的第一个好朋友。
　　郭丽家在李怀角住，我到过她家。进了院门，还得穿过长长的“黑朗子”（大同方言，指胡同），拐好几个弯才到她家。她家不大，门对面是炕，炕头放着一个大瓮，里头腌着咸菜，坐在炕上就闻着一股呛鼻的味儿。她哥嫂家在旁边一间东房，窗户上还挂着结婚时候的红串串。哥嫂有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平时她也得帮忙照看。她还有一个智障的弟弟，人们叫他二大头。
　　期中考试，郭丽让我给她传纸条。我自己还及不了格呢，却满口答应。
　　果然，成绩出来后，小胡子老师就把郭丽叫到办公室去了。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看来我也帮不上别人什么忙。
　　郭丽跟我说：咋办呀，放学后，老师要家访。
　　我心想，大概我妈就是学校老师，考得不好，直接就告我妈了，不用家访。但是郭丽不行。
　　我有点担心郭丽家的那个腌菜缸，把小胡子老师呛着。
　　我拉住她的手说：放学后，我也去你家。
　　放学时，天已经黑了。
　　小胡子老师穿着一件呢子大衣，脖子上戴着个短围巾，手里捏着一副皮手套。他站在校门口的路灯底下，脚下的影子斜斜地指向路中间。
　　我们一起坐在了腌菜缸跟前。
　　郭丽妈不知道跟小胡子老师唠唠叨叨说点啥，尽是些没油水的闲话。后来，郭丽哥哥下班回来了，一进门就赶紧给老师递烟。小胡子老师摆摆手说不抽烟。
　　郭丽抱着她的小外甥坐在炕沿边上，低着头不说话。
　　我听见小胡子老师跟郭丽哥哥说：现在就参加工作，那是童工，是违法的。
　　家访完，我和小胡子老师一前一后走出长长的“黑朗子”，走到有路灯的李怀角街上。我说：老师你别送我了，我一拐弯儿就到家了。小胡子老师把皮手套戴到手上说：那哪行，我得送你到家。
　　我们并排走在路灯底下，一长一短的影子在路面上打晃。
　　小胡子老师说：你的语文基础不错，多看书，多思考。
　　我说“噢”。
　　家访后，小胡子老师在课堂提问时，我主动举过几次手，尽管每次也回答不好。
　　冬天来了，学校组织中学生上街扫雪。扫雪回来，老师学生都冻得够呛。小胡子老师在学校食堂喝了点酒，脸红扑扑的，露出一排白白的牙，显出两条细长的酒窝。我想，小胡子老师如果不留小胡子的话，我可以把他想像成《窗外》里的老师。《窗外》是郭丽借给我看的琼瑶书，当时琼瑶书还是禁书。
　　郭丽有个穿“黄大裆”的对象，每个星期给她借一本禁书。
　　那时候，大同城里特别流行大裆裤，裆很宽大，裤腰还要再大上两个尺码，这样才能让裤裆掉到大腿间，从背后看没屁股，只有肥大的裤裆。据说还有“蓝大裆”，蓝色布做的，但一般人搞不到“蓝大裆”。
　　第二个学期，郭丽自己把座位搬到最后一排去了。她笑着跟我说，为了上课睡觉。
　　我问，考试你抄谁的呀？我的意思是，我成绩提高了，可是现在照顾不上你。但是，她好像已经不在乎考试了。
　　上完初一，郭丽就没再来学校。

扬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