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院距今有一百多年了”，父亲几十年前就这样说过，至于“多”多少不知道，反正经过曾祖父、祖父和父亲，现在传给了我。因此，我有义务去“赡养”它，像治疗老衰患者一样，想让它在不增加痛苦的前提下活得更久。
　　老院在村东头第一个胡同，胡同里有十四户人家，最繁盛时曾住有七八十口人。如今，三户完全破败，三户屋院犹存却终年空寂，满胡同只剩了十几位老人。是啊，随着社会的发展，老村子窄胡同旧院落岂能盛下年轻人的梦？
　　本来，在父亲去世后，在孙子辈们一个个飞走后，还有母亲坚守着老院，可终究因为记忆力严重衰退被我们劝进了养老院。从此，老院只剩了它自己，显得空洞寂寥，更像没了灵魂。为此，我也很难过，尤其在去年那场雨灾后，哥说院墙倒了、屋顶也漏了，更添了几分愧疚和牵挂。
　　云舒雨歇后的一天，我回去看望了老院。
　　老院东墙为纯砖砌就，一丈余高，墙面黑黢黢的，像长年不洗脸的老汉，又像我严肃的父亲；墙体高大伟岸，连我家那头大母牛站下面也显得渺小；墙壁间崁着两块拴马石，成年累月的磨损使得中间的孔洞很是光滑，不再是个规则的圆。我从小便跟二哥在东墙下玩，或寻了湿土用碗底拓“花馍”，或和了泥捏一些人人马马，或在夏季帮着牛拍打那些可恶的牛虻。大点后没能再任性地玩，要割草喂猪喂兔子喂羊，再后来还要摇着井辘轳打水抬水饮牛喂牛，要出圈垫圈赶着牛车往地里送粪。说实话，很想念我家那头听话的老母牛。
　　吱扭——那扇笨重的老门喘着粗气开了，表层的黑漆早已掉光，裸露的粗糙纹理像一束束健壮的肌肉，身上那两处小鬼子留下的弹痕尽显其忠诚。咚啷——门顶那口锈迹斑斑走风漏气的大铃铛，睁开昏花的老眼跟我打了声招呼，沉闷嘶哑中充满着老迈的持重，又暗含了几分慈祥。
　　门道依旧凉爽。记得每年的夏，母亲每天都会把门道扫干净、洒了水，铺了凉席，再敞开了大门。到中午，全家会吹着凉风，在门道吃饭；晚上，母亲又会摇着扇子驱赶着蚊蝇、看着我们在门道的凉席上入睡。在这里，有我们挤在席子上互相撩逗、你推我搡的欢笑，有我们早上起来找不见妈光着屁股拍门、打滚的哭闹，有母亲摊煎饼炸油馍炒鸡蛋的阵阵芳香，也有全家就着月光撕着玉茭皮瞌睡打盹的煎熬……
　　后来，家里不养牛了，饭厦的锅灶也移到原来的牛圈，门道不再拥挤。是啊，不再拥挤了。因为制造拥挤的我们都已长大，都一个个离开了这个家。
　　踏进院子，我习惯性地想大喊一声：“妈——我回来了！”但即将张开的嘴巴又闭住，因为妈不在。北厦东西屋的门都紧闭着，两扇落满灰尘、由各色花布拼凑的门帘皱巴巴地挂在那里，像母亲沧桑的脸。西墙彻底塌了，能看得见良娃妈院里的一切；墙根的红薯窖已被倒塌的墙土覆盖；曾经父亲种葡萄母亲撒菜籽的那一方泥土中，一群扫帚草长势正旺；脚下的砖缝儿间，几枚抓地龙和苦子蔓草正探着脑袋张望。
　　老院本是个四合院，后来被大伯和三叔拆得只剩了两间北厦和三间东厦。我六岁那年，父亲重盖了北厦并翻瓦了东厦。记得请来的大工是上迪村的赛民叔，我在院子西南角的茅房撒尿，他蹲在房檐上瞅着我偷笑。一旁的三叔正和人满头大汗地打着夯筑西墙，随着石杵子有节奏地提起、砸下、挪动，那极富穿透力的号子声让人内心激荡：“起立窝——嗯着！再一窝——嗯着！窝倒窝——嗯着！南边挪——嗯着！看脚着……”
　　北房盖好后，祖父母住了过来，但没几天祖母就去世了。记得院里很是纷乱，我坐在北厦门槛上有气无力地哭着，不知是伤心祖母的去世，还是心疼别人在我家吃得多，或是因祖父嫌我欺负堂妹用斧头砸烂了我的“洋火枪”。
　　母亲没有说过她们妯娌三家同住老院时的热闹和纷争，只说过大妈怎么胆小、三妈嫁过来时怎么扭捏不爱说话、大堂姐大晚上被老鼠吓得钻到了大哥被窝里等。我也不记得老院只剩了祖父母和我家后为何还有纠葛和争吵，只记得头一天母亲还跟祖父闹别扭，第二天又做了面喊着“爹”端了过去；前几天母亲还跟三婶吵了架不说话，转眼又一起在院子里抻起了棉布；父母亲更是吵了恼了转眼又好了。这，也许便是生活吧。
　　西屋门口的拐角，长年放着一口细脖儿大肚子的黑釉缸，缸口用塑料布缠得很严实，缸底有个沥水的小孔用木楔子堵着，是母亲用来酿柿子醋的，那酸甜可口的“沙柿子”可是我难忘的美味。东屋门口的拐角，曾有一黄一黑两口矮缸，是母亲每年窝酸菜用的，那猪油辣椒大蒜炒出来的酸菜似乎依然飘香。西墙下，是那口五六米深的红薯窖，底层大窑存红薯，中间偏窑放冬菜，夏天尚可当冰箱。不想只十几年后，它便化作了一个时代的印符。
　　脚下的砖院子，我曾引以为豪，毕竟整个胡同只有我家和三爷家有。只要天气好，无论麦子玉米棉花大豆，还是枣儿柿子芝麻花生，总摊了满院。院里那根铁丝，不是晾晒衣被就是挂了红薯片儿、茄子条、辣椒串儿等，反正母亲很少让它们闲着。母亲每天就知道没日没夜地干呀干呀，估计只有望着满院的收获，她才会坐一旁舒口气，绽出会心的笑。
　　走进北厦东屋，那张老式平桌上摆放着先人们的遗像，再上方是父亲在世时就挂着的那扇写有“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的条幅，两旁相框里的各色照片在默默讲述着不同时代的故事。掀开隔扇的门帘，冰箱、电视、电磁炉等各就其位，案板上的碗柜用一块旧花布遮得很严实，母亲常坐的那个木墩子静卧在锅台前，边上放着几把柴火。裸露的土炕上仍摆着接雨的脸盆和铁桶，母亲用塑料布裱的顶棚耷拉在半空，下面落满干结的泥块。
　　望着熟悉的锅台和土炕，我似乎看见母亲正给父亲冲鸡蛋，父亲喝了一半递给母亲，母亲抿了一小口又递给我们；看见冬天的夜，母亲坐在炕上一边流着清涕打着盹，一边嗡嗡嗡地摇着纺车，而我们早睡得嘴挂口水；看见父亲一会儿坐在炕角霸占了全家的光亮就着煤油灯看书，一会儿靠着被子摞儿吐着烟圈儿给我们讲孙悟空的故事，一会儿又给我们演示他无间断削苹果皮的“绝技”；看见父亲瘦得皮包骨头坐卧不宁，还强撑着笑容一件件地给我们交待后事，见我们流着泪猛抽着烟说他也想抽一口，可咂了两口又说没味儿；看见祖父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磕着旱烟锅子，祖母坐在炕中央用黑棉布暖袖紧捂着嘴咳个不停，大伯靠在藤椅上给我们讲他苦难而辉煌的童年；还看见常来串门的雨果婶子、多儿姑姑、伟堂伯伯、福锁叔叔等人。
　　如今，祖母、祖父、父亲一个个走了，好多人都走了。老院，墙倒屋漏，一片狼藉，我心中不禁感到一丝悲凉，还有对老院对母亲对所有曾在此居住过的亲人的自责和愧疚。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我想让老院活着，为了曾经的那份记忆。

□杨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