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谷林谈平遥弦子书

　　我叫裴谷林，弟兄排行第三，小名三货，属牛，今年五十岁了。从我爷爷开始，我家三代六人从事说书，在平遥有些知名度。近些年，随着“平遥弦子书”项目列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演出机会又多起来了，产生了新的影响力。因此我想就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对家族往事，主要是我爷爷的故事和弦子书的传承，简单地说一说。
　　一
　　我爷爷叫裴广礼，平遥西戈山村人，因为上面有个哥哥裴广义，小名马儿，所以我爷爷的小名叫二马子，人们习惯称他为裴二马，光绪戊申年（1908年）生。我爷爷自小双目失明，父亲早逝，生活困难，所以在十六岁上（本文叙述年龄均按传统说虚岁）拜中汪村郭为斌（小名辛未）为师。郭师傅不是盲人，以泥匠为业，但十分爱好说书，他的师父是曹壁村温明常（小名官儿）。据前辈传说，温师傅艺术超群，能说“六十二本半书”，关于他的年龄。我问过他的重孙女，说温师傅大约死在1940年，活了60岁。
　　我爷爷拜师郭辛未，第一年学艺很不用心，在师傅家半年，毫无长进。年底郭师傅送他回戈山时，告诉了我的老奶（曾祖母）。我老奶中年守寡，是个很刚强的女人，痛骂了我爷爷一顿，说：“你自家是这样的情况，只有说书一条出路，我花钱供你学艺，你就学成个这！”情急之下，把我爷爷赶出家门，正是数九寒天，我爷爷在村里的磨盘跟前转悠了一天，不敢回家，被我村一个头面人物看见，问明缘由，送回家中，把母子两人解劝一番，并且让我爷爷作出保证。
　　从此我爷爷痛下决心，刻苦学艺，四年出徒，背起一把三弦，开始了他50年的说书生涯。
　　（上世纪）三十年代，他常到东南乡的邢村（今名喜村）毛家、赵村董家等大户门上说书，一来是他基础打得扎实，二来是脑子灵活，善于临场发挥，很受财主们的赏识。据我奶奶说，有一年我爷爷从正月初一一气说至腊月根底，一天挣一块现洋。此外，他还通晓晋剧音乐，曾在细腰儿（今名龙跃村）传习，就这样“走红”，挣了几年钱。后来的情况就糟糕了，先是日本人，后是二战区（抗日战争时期山西属于第二战区，抗战胜利后延续这一称呼），我爷爷四处奔波，生计艰辛不说，连生命安全也不能保障。有一次，我爷爷在桑村（今名兴旺村）遭遇了日本人，有人认得他，说他“通共”，当下就要活埋，土埋至腰上了，队伍里的一个中国人说了些好话，才落下一条命。
　　记得是2002年，我在城隍庙街问询赁房子，在一家院里遇到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奶奶，得知我是戈山裴二马的孙子，指着一间房子告我：“你爷爷在这间房子的梁子上吊过。”这件事我奶奶也曾说过，二战区时候，不知因为甚事情，大概还是因为“通共”，把我爷爷抓了，严刑拷打。当时村里传言，我爷爷已经被钉死在城墙上了。释放以后，我爷爷对家里人提起这段经历，说当时并没有抓住真凭实据，又托人找了关系，终于躲过一死。然后他被关在教场街的“学艺室”，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劳动改造，他是个残疾人，不能劳动，带着三弦，根据别人聊天的情况，编出了《坐学艺室》，解放后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后话。关押在学艺室期间，据说是爷爷给县长尹遵党的儿子算了一卦，很灵验，尹少爷大为高兴，就把我爷爷送出了城。
　　解放以后，我爷爷参加了文化馆，到处说书，名气比以往更大了，这期间主要的创作是《邢村案》，讲的是女方父母封建，拆散恋爱，导致女儿忧思成疾，郁郁而终的故事。大概是宣传《婚姻法》期间编的吧。再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很少出场了，尤其是在南羌村，被儿童评论为“这老汉不会说书”后，就专以授徒为业，于1979年初冬病故，终年72岁。
　　最后介绍一下他的弟子，除我父亲和三叔外，我爷爷还教了十个人：第一个是遮胡村霍履海，小名四儿，眼瞎腿瘸嘴歪，绰号“施不全”，学艺不到一年，天赋不佳，从未登台，凭着力气大，在村里以帮人推磨为生。第二个是东郭村的刘仁贵，在音乐方面不开窍，他学艺有个笑话。老前辈传艺，念的是工尺谱，一句“五六工尺六六上五六上”，仁贵记不住，我爷爷截出前三个音符“五六工”，第二天问他，就成了“武牛生”。仁贵后来以算命为生，倒很有些名气。然后是源神庙王希贤（水儿）和赵壁的张银文（虎生），他们都是1949年拜的师，后来常跟我爷爷登台演出，算是“上席徒弟”（佼佼者）。再有就是梁家滩的梁春文（拴儿）和偏城的侯开增（二小），这两人也是同时拜师的，二小还健在，85岁了。下来的四个人都是“文革”期间收的：邢村毛光明、双井孙生智（白福子）、梁坡底张锁子、介休充村王永胜（林儿）。
　　二
　　我的父亲叫裴赴春（亦作“芙春”），原名裴显栋，以小名“旺儿”出名，1945年生，属鸡。他小时候有些实力，念书念到高小毕业，眼看实在不行了，才辍了学。起初他并不爱好文艺，甚至反感说书，先后学过医、学过木匠，由于身体原因，16岁上才正式学起说书。学了两年，有一次因为贪玩，被我爷爷训了一顿，他偷偷拿走了我爷爷的三弦，带了一本《薛刚反唐》，离家出走了。当天走了四十里地，到了段村镇枣林村，唱了几个小段子，人们听见可以，问他会不会说长书，他说会，其实是不会，于是白天突击看《薛刚反唐》，把大致情节记下，编上些词句，黑夜就开始表演，竟然一连说了十几天，才回了家，我爷爷已经得知情况，嘴上没说，但心里对我父亲表示认可。
　　此后我父亲独立说了一两年书，进到文化馆，因为他识文断字，又喜欢编编写写，改编了《贾进才开石》《白求恩随军疗伤员》等节目，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效应。然而在社会上获得更广泛的名声是1979年以后的事。随着改革开放，许多从前不能说的书慢慢解禁了，商业演出也随之兴起，我父亲很有头脑，敏锐地抓住了这次机会。从说书价格的变化，或许能说明一些情况：在我的记忆中，大概从1980年开始，每人每场挣五块钱，那时的五块很值钱，一盒不错的纸烟才四五毛钱；1986年我正式登台，正月初四在南西泉说书，一个人一场九块钱，外加一盒纸烟，那次连说了九天《五女兴唐传》，收入真是可观；第二年涨成一场十块，第三年就成了十五块。三年两个台阶，足以看出那时候说书的火爆程度了。
　　大概从1982年开始到1990年，是我父亲的黄金时代，说书的场子一家接一家，车接车送，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那时，《小八义》《薛刚反唐》等武侠类深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这种情况下，我父亲想到了卖录音带。从1986年开始，我们和李日胜（丑儿）分别买了两台录音机，星球牌双卡的，一台六百多块钱，主要是录小段子，像《接婆婆》《回娘家》《张老汉嫁女》《太平箱》《夸土产》这些段子，一盘卖十块钱，开头几年销路不错，后来社会上转录的人多了，一盘三两块钱就能卖，我们也就不录了，停止的时间大概是1991年。也正是那一年，我父亲离开戈山，进城发展了。
　　我父亲对说书的贡献，我觉得有三方面：第一是固定了演出的剧本，编写了许多人们喜闻乐见的小段子，以前的老师傅只注重成本大套的长书，对小段很不在意，即兴发挥的成分多。我父亲整理了以前留下的，自己又编了不少，把情节、词句固定下来，既便于教学，又便于流传；第二是净化了舞台，他很注意穿着打扮，即便在困难时期，穿补丁衣裳也是干干净净、利利索索，对于我们三兄弟以及和他同台的晚辈，他也总是这样要求。再者，他注意用语的文明，对一些脏乱差的内容，都作了删改或重编；第三是他能与时俱进，从前说书，一个人就用一把三弦，两个人就是三弦加四弦（四胡），所谓“三弦的骨头四弦的肉”，这当然是根本，三四个人再加上二胡、笛子，也就够可以的了，但我父亲还创造性地加入了扬琴、吉他等乐器，甚至用过小提琴，虽然后来发现不合适而放弃，但这很能体现他刻意求新的性格。
　　三
　　最后说说我自己。我12岁上学艺，之前父亲不让学，说等变声以后再学，但我从小喜爱说书，父亲不在家时常常自己哼唱。十二岁那年的一天，记得全家人正在听录音，我三叔裴显梁说：“三货，听了多少遍了，你能不能跟上来一段？”我就放开胆子唱了一段，三叔很高兴，对我父亲说：“老大，这可是个好苗子，不敢耽搁了。”我父亲才开始培养我说书。我的学艺过程相对顺利，因为喜爱，所以不用人催。每天早晨五点钟起床喊嗓子，先从低到高喊音阶，再唱简单的词句，“拳不离手，曲不离口”，这个习惯我坚持了三十多年，感觉大有好处，现在我每天晨练还要喊嗓子。嗓子打开之后，父亲开始教我弹三弦，这是说书乐器里的“元帅”，弹得差不多了，腿上再绑小镲、竹板，与弹奏同时进行，练习协调能力，然后是四弦、笛子，各样乐器都让学一学。这其中我三叔也下了很大心血，他的乐器得过名师的指授，比较全面。
　　我从1986年正式登台，至今从艺36年，其间也教了几个徒弟，正式的弟子只有一个，黑城村人，叫王俊伟（小名威儿），在2002年跟我学了一夏天，只演出过一次，觉得条件不合适，后来就从事了按摩。大阎村、东庄一带的五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也跟我学过，只是爱好，终究半途而废了。
　　近几年我成立了“平遥弦子书尊缘堂说唱团”，带领的几个人，每年能接一些表演活动，虽然不比当年的繁华，也算在坚守中传承吧。
　　我希望平遥弦子书这朵艺术之花常开不败。

□执之（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