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读懂古人的生活之道，《古人这样过日子》节选——

　　该书是《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公众号的精华结集，聚焦古人购物、饮食、习俗、娱乐、养生、婚姻、职场7个方面，精选了41个有趣而有代表性的话题，打造硬核古代生存指南。
　　全书以诙谐风趣的语言、古今兼顾的视野，深入历史典籍和文物遗迹中，参考大量历史研究的文献资料，还原古人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带领读者走进古人色彩斑斓的大千世界，沉浸式体验古代中国的生活百态和人文万象。
　　今天很多的聚会娱乐项目，在中国古代已有原型，除了饮酒赋诗外，也有一些新奇的娱乐项目，让历代文人雅客乐此不疲。
　　文人雅集：曲水流觞
　　中国古代文人雅集时，饮酒赋诗是最重要的一项娱乐活动，最有名的便是东晋时的兰亭集会，兰亭集会又因“曲水流觞而成诗文”名扬天下。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子侄王凝之、王徽之等以及名士谢安、谢万、孙绰等共四十二人，在会稽山阴兰亭举办修禊集会。修禊这一习俗源于周朝，在阳春三月，人们来到溪水边洗涤身体，来涤荡过去一年的旧病。这一延续千年的习俗到魏晋时期的礼仪意义已不再明显，逐渐成为文人出游聚会的一个契机。
　　王羲之环顾兰亭左右，周边“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急湍，映带左右”，借着潺潺溪水，名士们玩起了“曲水流觞”的游戏：兰亭雅客列坐于溪流之旁，把盛酒的杯子从水的上游放出，顺流而下，杯流到谁面前，谁就取酒而饮即席赋诗，作不出的则要罚酒三觥。盛酒的杯子“觞”也很有讲究，它外形椭圆，浅腹平底，因两侧有耳，状如飞翼，又称“羽觞”。
　　兰亭聚会没有华丽的车服，没有宏大的排场，在杯子流动停止的瞬间，文士们随着心情、美景、一较高下的心态举觞赋诗，挥洒才学，在“一觞一咏”之间畅叙幽情。日暮西山时，曲水流觞结束，王羲之、王凝之、谢安、谢万、孙绰等十一人作出两首诗，王涣之等十五人作出一首诗，包括王羲之九岁的幼子王献之在内的十六人未能作诗，故而罚酒三觥。集会尾声，王羲之组织众人将三十七首诗集结成册，即《兰亭集》，他借着酒兴挥毫为之作序，这就是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集序》。
　　席间助兴：行令投壶
　　兰亭集会形成了一种“诗酒文化”，不仅是曲水流觞，酒令中的一系列文人娱乐活动对推动集会发展也起到功不可没的作用。
　　酒令是佐酒助兴、活跃聚会气氛的重要游戏，文人聚会的诗酒文化在宴饮的酒令中进一步发展。酒令源于觞令，众人聚会时推举一人作为令官，余者听令轮流进行诗词、联语等游戏。唐宋之际文化繁荣，觞令广泛出现并加以改进。唐代白居易诗云“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其中酒筹便是行令时用的计数筹子。
　　宋代酒令以文字令居多，如北宋初年的丞相丁谓聚会时，举令“有酒如线，遇斟则见”，对答“有饼如月，因食则缺”。这就是一个叠韵令。欧阳修与人行令时别出心裁，要求必须以罪当被判徒刑的事为内容。一云“持刀哄寡妇，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到欧阳修时，行令为“酒粘衫袖重，花压帽檐偏”。众人不解，欧阳修回答“当此时，徒以上罪亦做了”，意为纵酒过度和沾染风月之事，徒刑以上的罪也敢干了。
　　除行酒令外，随机饮酒、不按令出者也有代表：北宋名臣范镇每到春季花繁盛时，便宴客于花下，与客约定“有飞花堕酒中者，为余釂一大白”，一阵微风吹过，春花撒落，在座所有宾客酒杯中浮满花瓣，众人在欢声笑语中一饮而尽。
　　文字酒令有“人名令”“五行令”“拆字令”“飞花令”等，“击鼓传花令”则是曲水流觞的演化。不仅如此，曲牌、中药、节日、花木无不入令，如没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在聚会之中难以应对，这也正是文人聚会时酒令流行的重要原因。
　　射覆不同于文字酒令，是一种猜物游戏。自汉代到魏晋时宴饮聚会较为流行，李商隐在宴饮时写下的“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正是对这种猜物游戏的写照。
　　与射覆相比，投壶更加闻名。投壶，发源于古代的射礼，是酒令中的投掷游戏。壶颈高七寸，腹高五寸，内装有小豆，以防投矢弹出。投壶之戏由司射仲裁，宾主交叉投之，在离壶二矢半约七尺处以矢投壶，中者为胜，负者罚酒。投壶活动中所蕴含的“不使之过，亦不使之不及”的“中正”思想，可以修身养性，得到历代文人的推崇。唐人高适在《钜鹿赠李少府》中写道“投壶华馆静，纵酒凉风夕”，宋代司马光在与张明叔兄弟聚会时也纵酒投壶，直到薄暮而散。
　　户外集会：球类运动
　　类似保龄球、高尔夫球这些今天的聚会娱乐活动，在中国古代就已出现。古人除了寄情山水、郊游踏青外，室外聚会时也进行一系列刺激而富有文化的球类运动。
　　唐代时，中国出现了类似于保龄球的娱乐方式——木射。木射，又名“十五柱球”，以球为箭，以木柱为靶，所以被称为“木射”。唐代《木射图》详尽记载了游戏规则：首先于远处立起十五根木柱，这十五根木柱下粗上窄，不易翻倒。十五根柱子均刻有文字，里面有十根是涂成红色的，上面刻着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另外五根黑色的柱子刻有慢、傲、佞、贪、滥。参加木射比赛的选手用球滚击木柱，如果击中了上有红字的柱子则胜，击倒黑柱为负，击倒红柱多为胜者。这种游戏的发明创造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体现着古代文人的道德追求。比起保龄球，木射的难度更高，木射可以在户外开阔场地，也能在室内的文人聚会中占得一席之地。
　　除木射外，唐代马球也逐渐流行。马球又称“打马”“击鞠”，花费颇高，但朝廷组织的文人聚会中，文人打马不必担心用度，可放心在马球场上大展风采。唐中宗神龙年间，进士及第在长安慈恩寺塔下提名，继而参加朝廷组织的曲江宴会，聚会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要这些文人雅客上马一展身手，在月灯阁进行马球赛。《唐摭言》有两处记载：“咸通十三年三月，新进士集于月灯阁为蹴鞠之会。击拂既罢，痛饮于佛阁之上”；乾符四年（877年），进士出身的刘覃到球场上与军将出身的击球手一较高下，“跨马执杖……覃驰骤击拂，风驱电逝，彼皆愕视。俄策得球子，向空磔之，莫知所在”。由此可见，唐代的文人聚会时更加豪迈，不仅饱读诗书，也能纵马击球，丝毫不输武将，盛唐气度可见一斑。
　　在马球的基础上，演化出新的运动形式：步打球，下马对抗，争夺球权。到了宋代，由于战马的紧缺与观念的转化，对抗激烈的步打球逐渐演化为依次击球无对抗的娱乐项目，名称也改为“捶丸”，即在一定距离外，将球击入指定的洞口为胜。明宣宗朱瞻基这位超级玩家，在皇家园林中开辟捶丸场地，自备多根捶丸球杖，在众太监的簇拥下进行捶丸。
　　以木射、马球、捶丸为代表的一系列球类运动，是文人聚会时的户外娱乐，离开了酒桌，文人墨客也照样能把聚会玩出新意。
　　另类聚会：博弈游戏
　　古代文人在室内聚会时，比较常见的是品茗弈棋、观赏古玩，然而具有博弈色彩的游戏也会使聚会气氛更加热烈，甚至逐渐出现以博弈为目的的文人聚会。
　　“博”指六博，“弈”指弈棋，“博弈”是二者的统称。六博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最早的六博为两人游戏，十二枚棋子，六黑六白，投掷骰子行走。六博自诞生以来就深受各阶层欢迎，汉代文人宴饮时为活跃气氛，六博、投壶同时出现，以至出现了“投琼著局上，终日走博子”“投壶对弹棋，博弈并复行”的局面。
　　隋唐时，樗蒲、双陆等一系列的博弈游戏兴起，樗蒲玩法相对复杂，但深受文人喜爱，在与同僚聚会时进行樗蒲，总能使他们想起自己鲜衣怒马的少年时光。但对于这种游戏，时人也给予警示，李白在《少年行》中写道：“君不见淮南少年游侠客，白日球猎夜拥掷。呼卢百万终不惜，报仇千里如咫尺。”其中的呼卢就是樗蒲计算中最上乘的卢采。到宋代时，不仅男性文人士大夫沉溺于此，就连李清照也难逃博弈之乐，自述“予性喜博，凡所谓博者皆耽之，昼夜每忘寝食”。
　　除了专门设计的博弈游戏外，世间万物也在文人墨客的博弈赌彩范围之中，斗草就是其中一例。斗草又称斗百草，于魏晋时期开始流行，隋唐宫廷甚至为此专作乐曲。文人斗草，主要比的是花草质量、花式品种，以奇贵、寓意吉祥者为上品。这种斗法需要掌握相应的花草知识，且有时令性。史料记载：“（唐）长安王士安，春时斗花，戴插以奇花多者为胜，皆用千金市名花植于庭苑中，以备春时之斗也。”
　　既然是斗草，也就和斗鸡斗狗一样有彩头，斗草似乎在女性中更流行，斗草的彩头往往是金钗。郑谷诗曰“何如斗百草，赌取凤凰钗”，李白也曾作诗曰“百草巧求花下斗，只赌珠玑满斗”，这些都点出了斗百草聚会时的博弈性。直到宋代，斗草的博弈性也没有消退，王安石的“共向园中寻百草，归来花下赌金钗”便是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