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理想与传奇背后的故事，《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节选——

　　《日常的弦歌：西南联大的回响》 王尧著 译林出版社
　　西山苍苍，滇水茫茫。仅存八年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现代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高峰，关于它的著述亦弥漫着传奇色彩。王尧另辟蹊径，于日常生活中聆听弦歌，在历史回响中抵达现场，西南联大于是有了一个全新的讲述。
　　确凿详尽的日记、会议记录、薪金收入、回忆录，学者王尧将史料作为底布，绘制一幅泛着拙朴光芒的联大群像：在“做行政”与“治学”之间摇摆的郑天挺、治印谋生的闻一多、做“定胜糕”补贴家用的梅贻琦夫人、因贫病交加不得已典当行军床的朱自清……在熠熠闪光的传奇背后，学者王尧回到联大人物的生活中，回到他们鲜活的经历中，去聆听日常的弦歌。
　　1937年12月14日，郑天挺（字毅生）抵达长沙，这一天，晴暄和暖。
　　在北平与北大同人困守四个月后，郑天挺和罗常培、魏建功、陈雪屏、罗庸等最后一批离开北平往北京大学的“交通站”天津。这是三十年代大学长征的一条路径，郑天挺在日记中用极简的文字叙述了他们抵达长沙的路线：“离北平，经天津，至香港，入梧州，取道贵县、柳州、桂林、衡阳而达长沙。”一路的艰辛都在这句话中省略了。
　　十年以后，1948年北大五十周年时，罗常培追忆北平沦陷后已成“残局”的北大，为纪念特刊撰文《七七事变后北大的残局》。在这篇文章中，罗常培特地提到在7月29日到10月19日的几个月中，“最值得佩服”的是北京大学秘书长郑天挺：“自从‘七二九’以后北大三院两处的重责都丛集在他一个人的身上。他除去支应敌寇汉奸的压迫外，还得筹划员工的生活、校产的保管和教授们的安全。别人都替他担心焦急，他却始终指挥若定，沉着应变。一班老朋友戏比他为诸葛武侯，他虽逊谢不遑，实际上绝不是过分的推崇。”
　　“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1938年1月10日中午，顾毓琇（字一樵）告诉郑天挺长沙临时大学将迁往昆明，由蒋梦麟（号孟邻）先往筹备。郑天挺日记中说：“此孟邻师昨日下午谒奉化所决定也。”第二天，傅斯年（字孟真）来访时也谈到临时大学迁昆明后将请蒋梦麟担任校长，消息的来源是：“此事孟真闻之陈之迈，之迈闻之顾一樵。”此时的傅斯年已经意识到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间需要有人调停，以为周炳琳（字枚荪）是合适人选，郑天挺非常赞成。但后来，这调停三校的责任落在郑天挺肩上。
　　周枚荪当时已是德高望重者，跨学界与政界。这位在北大法科经济门读书的学生，“五四运动”时是全国学生联合会秘书长，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组织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留学归国后，任教北大经济系，又曾任武汉商科大学教授。1931年，蒋梦麟掌北京大学，周枚荪受邀再回北大任教。1937年春，蔡元培推荐周枚荪任教育部常务次长，北大、清华、南开迁往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便是周枚荪的建议。隔了几日，1月14日，郑天挺日记云：“上午孟邻师自汉口归，临时大学决迁昆明。”19日，郑天挺下课后去见蒋梦麟，已经谈到临时大学迁往昆明后的人事布局：周枚荪为总务长，潘光旦为教务长，黄子坚为建设长，胡适为文学院院长，吴正之为理学院院长，方显庭为法商学院院长，施嘉炀为工学院院长。在23日的全体教职员茶会上，梅贻琦向大家报告迁滇办法。当日晚，蒋梦麟嘱咐郑天挺早日入滇。此时长沙战事已紧，想必郑天挺他们已经想象到在昆明办学的情景，夜间九点多还和魏建功几位同人至飶香居吃了一碗长沙最负盛名的馄饨。
　　身为北大秘书长的郑天挺已经开始接洽自湘入滇的车辆，准备26日与章廷谦、魏建功、罗常培、陈雪屏诸人同行。24日晚上八点，北大开临时校务会议报告迁滇并设迁滇办事处，并让郑天挺担任总务。郑天挺在日记中说：“此次南来，决意读书，以事务相强，殊非所望。”郑天挺这样的角色冲突，在到达昆明之后更为强烈。在准备离开长沙的前一天上午，郑天挺已致信友人在昆明代觅房舍，下午四时，获悉汉口来函：“教育部当局于迁滇一事尚有异议，孟邻师决缓行，吾辈行期亦改。”易社强在他的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详细叙述了产生“异议”的原委。决意读书的郑天挺在缓行昆明后的数日气定神闲阅读古籍。26日上午检《资治通鉴》。27日上午读《通鉴》，这一天傅斯年赠所藏《新旧唐书合钞》初印本，下午逛古玩旧书店，得“定有知音”嘉庆壬申年旧印一方。在27日的日记中，郑天挺还写下了自己的心得：“今日偶思及规划筹谋，不患不精明而患不周密，不难于忠尽而难于无私。凡事不可有我，而不可无人。”读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后再随意翻阅，我突然觉得郑天挺的这句话仿佛是他一生的旋律。
　　1月30日，是除夕夜。晚上校中同人聚餐，有二十四人之多，除蒋梦麟夫妇、江泽涵夫妇、李麋寿夫妇，其他同人家属均留北平。郑天挺感慨道：“非离乱之际，除夕不能有此盛会也。余自有生以来，未尝在客中度岁，亦从无除夕元旦不祭祖者，思之惶怃。”1938年1月30日的日记记载了这个细节。聚餐之后，罗庸约他度岁，十点半归校后，又与罗常培几人作西洋叶子戏，到凌晨五点始散。
　　除夕和正月初一两天可能是郑天挺近年来最放松的日子，初一上午十点起床后，与蒋梦麟、杨振声、叶公超等几位闲谈；中午，他念及“诸儿必在祭祖上供，小子千里远客，不能礼拜，乃遥望默祝”；午饭后与罗常培谈治史；下午偷闲检阅《新旧唐书合钞》，姚从吾来访，向郑天挺出示了去年湖南《力报》11月连载的《沦陷后之平津》，其中有“北大之郑某支柱艰危，为孤臣孽子，忍辱负重”等语。
　　郑天挺读到《力报》此语时，心理当会有所慰藉，想必心中又再次遥望北平。郑天挺在日记中有时也会发出感慨，但在抄录这段文字时，他的笔节制得不着一字，他自始至终都把自己放在平常的位置。我不知道此时的郑天挺是否想再次“支柱艰危”。从长沙到昆明再到蒙自后，郑天挺除了管理日常事务外，多数时间都在读书。他在学术与行政之间的徘徊几乎是一生的矛盾。在昆明他曾经和蒋梦麟说想专心学术，但终其一生，郑天挺都被行政纠缠，这位明清史的大家，如果不是战乱，不是兼职行政，当会有更大的成就。
　　5月的蒙自忽阴忽晴，21日夜间下起大雨，22日上午郑天挺雨中闲庭信步，在日记中留下了最有诗情画意的一页：“九时冒大雨至崧岛，张伞沿堤缓行，四顾无人，别饶野趣，自以为画图中人也。近岛，见从吾张伞、宾四戴笠在前，择路而趣，余又为看画图者矣。”
　　在艰危的时局中，这只是一刹那的风景。8月15日，郑天挺离开蒙自，经昆明转河内往香港再转赴上海为表哥治丧。在蒙自往昆明的道中，晚间投宿于大东旅社。郑天挺3月到云南后九次往还于滇越公路，在大东旅社投宿四次。躺在床上的郑天挺问自己：栖栖遑遑，何补于国，何利于民，更何益于心身学问？这一夜，郑天挺思之怅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