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堂深入历史细节的人文博物课，《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节选——

　　《植物在丝绸的路上穿行》
　　许晖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阿拉伯新娘手中的石榴果，辗转染红了武则天的石榴裙；中国的“花中宰相”芍药，有着一个源自古希腊医神的拉丁名；《奥德赛》里的希腊人，早已披上了“长羊毛的树”上采摘并织成的丝绸衣……文明就是这样你来我往，新鲜的血液相互交换，在那条风吹耳闻的古道上生发出无数传奇般的故事。本书选取经由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12种植物以及由中国传入西方的4种植物，详细读解它们的“旅行”足迹、多样变迁以及在不同文化谱系中的象征意义。
　　唐太宗贞观二年（628）九月，长安城秋高气爽，正是适合聚饮的日子。唐太宗挟两年前发动玄武门兵变得以继承皇位的喜悦，又加上这一年粮食大丰收，遂“赐酺三日”（《新唐书·太宗本纪》）。国家有喜庆之事，特赐臣民聚会饮酒称“酺（pú）”。唐太宗以国家的名义，号召官员和百姓把这三天当成狂欢节，聚会饮酒，一醉方休。不过这时人们喝的酒还不是葡萄酒，因为葡萄酒太过珍贵，不可能人人都喝得起。
　　张骞凿空西域之后，葡萄酒即传入中国，但葡萄酒的酿造方法却没有随之传入，因此导致从西域而来的葡萄酒异常珍贵。唐代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引西晋张华《博物志》的记载：“西域蒲萄酒，传云可至十年。”北宋大型类书《太平御览》所引更为详细：“西域有蒲萄酒，积年不败。彼俗传云：可至十年，饮之醉，弥日不解。”西域的葡萄酒可以保存十年仍然美味可口，至少在西晋时期就已经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其中的艳羡之情宛在眼前。
　　葡萄酒之珍贵从一件逸事可见一斑。《艺文类聚》引西晋司马彪所著《续汉书》的记载：“敦煌张氏家传曰：扶风孟他，以蒲萄酒一升遗张让，即称凉州刺史。”《太平御览》所引则为“一斛”，还有的书中说是“一斗”。古代容量单位，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斛。张让是东汉灵帝时期的著名宦官，极受宠信，扶风郡的孟他（字伯郎）用一升（或一斗、一斛）葡萄酒贿赂张让，竟至于当上了凉州刺史的高官！一千多年之后，苏轼还为此事愤愤不平，写诗讽刺道：“将军百战竟不侯，伯郎一斗得凉州。”
　　魏文帝曹丕对葡萄和葡萄酒的喜爱更是到了痴迷的地步。《太平御览》引述过他给群臣下的一通诏书，其中说：“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 ，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食肙） 。又酿以为酒，甘于麹蘗，善醉而易醒。道之固以流涎咽唾，况亲食之耶？他方之果，宁有匹者？”
　　“朱夏”指夏季，魏文帝的意思是说，由夏入秋的时候，醉酒后第二天醒来，吃葡萄最佳。“ （食肙）（yuàn）”是厌腻、吃饱之意，葡萄吃再多也没有吃饱的时候。他又说葡萄酒“甘于麹蘗”，“麹蘗（qūniè）”指酒曲，中国古代造酒，是用粟、稻或小麦加上酒曲发酵而成，蒸馏酒的技法是从元朝才开始出现的。
　　用谷物造酒，可想而知有清、浊之分，因此蒸馏酒之前的酒就分为清酒和浊酒。清酒冬酿夏熟，是质量最好的酒，专用于祭祀的场合；浊酒虽然比不上清酒，但是也不能说就是劣质酒，只不过相对清酒而言色泽稍微混浊而已。
　　中国古代关于酒的制度早在周代时就已经完备。浊酒共有五种，称作“五齐”，“齐”是度量而作的意思。“五齐”分别是：泛齐，酒色最浊，上面有浮沫，故称“泛齐”；醴齐，甜酒；盎齐，白色的酒；缇齐，丹黄色的酒；沈齐，“沈”通“沉”，酒糟和渣滓下沉的酒。
　　“五齐”就是所谓的浊酒，是相对清酒而言的。和蒸馏酒不同的是，浊酒是发酵后直接饮用的酒，清酒也不过是冬酿夏熟，度数当然也都没有今天的白酒高。因为是现酿，不易保存，必须酿好就喝，所以李白有诗“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劝客尝”，“压酒”即把刚刚酿好的酒的酒汁和酒糟分开。
　　由此可知，可以保存十年之久的葡萄酒对中国人是多么新鲜的诱惑啊！因此，在另一通诏书中，魏文帝又一次感叹道：“南方有龙眼、荔枝，宁比西国蒲萄、石蜜乎！”“石蜜”是甘蔗炼成的糖。在魏文帝的心目中，中土南方的龙眼和荔枝，远远比不上从西域而来的葡萄和石蜜。
　　南北朝时期，梁元帝萧绎所著《金楼子·志怪》中记载过一则十分稀奇的事：“大月氏国善为蒲萄花叶酒，或以根及汁酝之，其花似杏而绿蕊碧须，九春之时，万顷竞发，如鸾凤翼。八月中，风至，吹叶上伤裂，有似绫纨，故风为蒲萄风，亦名裂叶风也。”“风吹裂叶”这一意象过于奇特，大概是梁元帝根据传闻而附会上的自己的想象吧。
　　劳费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提出了一个疑问：“奇怪的是中国人既于汉朝就从一个伊朗国家获得了葡萄，而且也见到一般伊朗人喝酒的习惯，却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汉朝的突厥人当然不知有葡萄和酒，因为那时他们限居在现今的蒙古，那地方的土壤和气候都不适宜种葡萄。只有安居不动的生活方式才合宜种植葡萄。突厥人直到在突厥斯坦安居了下来，夺取了前人伊朗人的遗产之后，他们才认识了伊朗人所传下来的葡萄和酒。”还记得上文中我们引述过的劳费尔的话吧，他说中国的制酒术“主要是伊朗族，而不是从突厥族那里学来的”。因此他才断言：“突厥人是后来者，是篡夺者，他们对于种植葡萄的事业没有任何新贡献。”
　　劳费尔提到的“迟至唐朝才从西域的一个突厥族学得制酒术”这一事件发生在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北宋初学者王溥所著记述唐代各项典章制度沿革的《唐会要》一书中写道：“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世或有贡献，及破高昌，收马乳蒲萄实，于苑中种之，并得其酒法，自损益造酒，酒成，凡有八色，芳香酷烈，味兼醍醐。既颁赐群臣，京中始识其味。”破高昌之年即贞观十四年，造葡萄酒之法显然得自高昌，不过，唐太宗没有死板地完全按照西域的酿制方法，而是“自损益”，在原来酿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排列组合，结果竟然酿出了八个品种的葡萄酒！
　　自此，葡萄酒开始成为唐朝的时尚饮料，帝国的诗人们争相在诗中吟咏：“自言我晋人，种此如种玉。酿之成美酒，令人饮不足。为君持一斗，往取凉州牧。”刘禹锡咏的就是孟他的故事。“天马常衔苜蓿花，胡人岁献葡萄酒。”李白更是将苜蓿和葡萄这两种最早输入中土的植物并列。最有名的当然就是王翰的《凉州词》了：“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