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经传奇——两位文化学者笔下的高僧法显

　　若问中国历史上西天取经名气最大的，相信绝大部分人都会说是唐僧唐三藏，原因很简单，一部《西游记》已经将唐僧师徒高度文学化了的形象耸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峰峦之巅，真正历史上的那个唐僧究竟什么样子，反倒不重要了。
　　然而，将西天取经第一人的桂冠挂在唐僧头上其实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真正的西天取经第一人是法显大师。一个地道的山西人。
　　法显（公元334年-420年），平阳（临汾）武阳人（一说为长治襄垣人），东晋高僧，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探险家。法显西行取经的年代，要比大唐御弟要早上整整230年，他的成就也要大上许多。同时，法显还对增进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友谊，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因如此，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古鉴今，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先后7次提到法显，并给予高度评价。
　　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认真了解一下这位1600年前的三晋英才，我们还有必要回答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成就明显要大得多的法显，反而在当今世俗的名声不若唐僧那般显赫。原因很简单，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唐僧有一部《西游记》以文学的形式，在源于生活、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对玄奘和他的西行进行了艺术再现。法显就没有赶上这样的机遇，虽然近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佛教历史的深入了解和不断挖掘，而使得法显这位真正的“高僧”逐渐走向更加光鲜亮丽的舞台，但是，基本而言，这种研究、这种发掘还局限于宗教和学术范围之内。对于法显和他所赋予中国历史的能量，还是知之甚少。至于以文学的形式来弘扬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更是探索者有之，成功者难言。
　　那么，这又是由于一些什么原因呢？
　　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我们今天了解法显，或者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再现法显，最关键的一环正在于大诗人白居易所说的那个“时”。说到底，就是作为研究者创作者你必须走进1600年前的法显，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进而与法显一道去寻找能够破解彼时的迷茫，探寻光明的所在。
　　在中国，佛教自东晋始兴，至梁武帝时，此风更盛，京城在册信徒多达5万余人，而东魏北齐时“都下大寺略计四千，见住僧尼仅将八万”。杜牧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那个时代佛教盛行的压缩版写照。
　　要说，佛教主张人生向善，积善成德，信众多了岂不是好事吗？未必！由于当时的佛教界并无明确的戒律，随着信徒的增多，佛教内部对于信徒必要的戒律就越发显得重要且必要起来。而这一切，在当时自我迷失的中国佛教界要做到自省是根本不可能的。印度佛教界已有的戒律又没有及时介绍过来，这就使得中国佛教界内部尤其是上层乱象横生，无律可寻，以至于穷奢极欲，无恶不作。在此情况下，为了精化与净化佛学，为了信仰的纯净，年届花甲又五的法显集合了与他一样探寻真理与真正佛学教义之正宗的好友共14人，于公元399年由长安出发，经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最终到达印度。在印度与斯里兰卡苦学经年，并与当地佛学界形成了十分良性的交流，法显本人更成为名震印度佛学界的高僧大德。然后法显不忘初心，在满学归来的同时，车载船装，满载大批梵本经律从海路穿越马六甲海峡，于公元413年8月在青岛崂山登陆。其时，已距法显从长安出发相隔整整14年。法显也由一个年过花甲的“壮年”而成为年届八十的耄耋老人。归国后的法显更是潜心翻译，将他亲自带回来的6部24卷佛教经典翻译为汉语。其中最重要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更是填补了中国佛教学说的一大空白，在佛教芸芸众生间明确了佛经所立之“比丘戒”218条，“比丘尼戒”277条。这一切，对于佛教的发展，对于佛教上层的行至戒律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抑制佛教界的横生乱象、整顿和净化佛门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此种立戒也正是法显西行取经的最主要目的之一。

郭天印 张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