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大绶，字素一，号长白，直隶任邱（今河北任丘县）人。明崇祯举人，官陕西米脂知县。入清后，补河南修武知县。顺治八年（1651），升太原知府。顺治十一年（1654）三月“朱衣道人案”案发时，曾设法为傅山开脱。傅山无罪获释，魏一鳌证词是为根本，但边大绶与孙茂兰、龚鼎孳、曹溶等从中周旋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边大绶与傅山多有交往，直到顺治十三年（1656）边氏以病告归。傅山在《致戴枫仲札》中曾这样记述：“前月杪出门，拟自汾过府，展积冲寒，入宁乡。不谓遂稽世评，日出山则。边府尊有信将发，督以文事，匆匆北矣。”也正因与傅山的交往，边大绶为晋人所熟知。边大绶曾为明臣，后为清吏，但不仅没有被南明如龚鼎孳等视为“从贼者”，也未被清廷像龚鼎孳、曹溶等列入“贰臣”，是一个较为特别的存在。
　　在康熙十一年（1672）、乾隆三十六年（1771）与光绪八年（1882）三版《寿阳县志》艺文中，均收录有边大绶《过方山题》诗：“三十年来岁月虚，偶因烽火过禅庐。白云不断人行路，消受松风一夜余。”而在光绪八年（1882）《寿阳县志》“卷十二·艺文”中对边大绶是诗还有如下释解：“《虎口余生记》。边大绶，任邱人，明末为米脂令，曾奉密旨掘自成祖墓。燕京破后，吏捕大绶以献，途遇卜者曰：君勿忧也，遇三阳而自开。及闯贼败西走，械大绶至寿之朝阳阁。外守稍懈，大绶遂乘间遁去，时正九月重九日也。夜匿方山，题一绝于寺壁，伺贼去，乃觅路归。”这也是所谓“三阳开泰”的传说。
　　传说毕竟是传说，但传说背后也并非没有历史的影子。崇祯皇帝继位时的明王朝，早已是千疮百孔、风雨飘摇。政治上党派争斗，社会上叛乱不止，经济上危机重重。尽管崇祯皇帝试图励精图治，登基不久即向阉党开刀，逼死魏忠贤、崔呈秀，并在两个月后磔尸剖腹，将首级分别悬挂在其各自家乡以警告同党。还对魏忠贤党羽展开清洗，二十余人被处死或被迫自杀。其中包括客氏及其兄弟、儿子，乃至魏忠贤从子，被充军、戍边、削籍或其他惩处甚多。同时还对魏忠贤弄权时致死或受迫害人员家属公开表示关切，或封赠抚恤。崇祯皇帝也竭力使其政权免受任何派别控制，但阉党与东林党人盘根错节，已难以彻底免于党争之祸，又不得不在东林党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寻求平衡。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期间叠加了中北部罕见的干旱，东北地区新崛起的少数民族军事联盟借机入侵，西北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揭竿而起，朝廷既剿亦抚，却始终是按下葫芦起了瓢，局势得到控制又反复恶化的局面交替出现。由此朝廷在不得不减少不必要开支的同时，一而再增加赋税，而且许多捐税要以白银支付，最终导致恶性循环。
　　在如此危机四伏时刻，崇祯皇帝先后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一人。时任陕西总督军门汪乔年、米脂县令边大绶则是一通“神操作”，共商所谓奇计，由边大绶访诸米脂乡野，探得李自成祖、父墓地后，发其冢，剖其棺，灰其骸，断其龙脉，以助剿灭。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初八日，在寻访到李自成祖父营葬知情人后，边大绶随唤练总黑光正、堡长官王道正率领箭首三十名，乡夫六十名，冒雪前往。山路陡滑，行马不成步行，鸟道崎岖攀援，一昼夜行二百余里。过李自成村庄山后，抵达山势环抱，气概雄奇，林木丛杂的一片大小二十三座墓冢，伐五六冢未见营葬黑碗，遂宿李自成旧窑。第二天再掘数冢，掘得李自成祖李海、父李守忠墓。边大绶如此向总督军门汪乔年塘报：“再掘数冢而黑碗见，即李海墓也。骨黑如墨，额生白毛六七寸许。其左侧稍下一冢是李守忠墓。顶有长榆树一株，其粗如臂。用斧斩之，榆断墓开。中盘白蛇一条，长一尺二寸，头角崭然。随取装入黑光正顺袋中。伐其骨骸，凡骨节间，皆绿如铜青，生黄毛五六寸许；其余骨骸有毛者七八冢，尽数伐掘，聚火烧化。大小林木千余株，悉行斫伐，断其山脉。贼墓已破，王气已泄，贼势当自败矣！其黑碗、白蛇，呈验军门，理合登报。”而汪乔年回札：“接来札，知闯墓已伐，可以制贼死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草覆。”最后的结果是，李自成不仅没有因此遭灭顶之灾，反而势如破竹攻下北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但早在崇祯壬午（1642）春，边大绶伐李自成族墓后不久，义军行牌已至西安，米脂姻亲同党制造舆论，群谋里应外合，将边大绶、黑光正等献于义军。边大绶密禀按台沉搁，惶惶不可终日。幸在崇祯癸未（1643）大计，新任按台与抚台相左，抚台大力举荐，按台则一味打压，边大绶终遭降处。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抚台按台均谕留候题，边大绶力辞解任。
　　七月初旬，边大绶往山西泽州投奔州守长兄边大顺，十月六日义军破潼关，陷西安，州县望风投献，遂于十一月回归任邱。崇祯十七年（1644）初，义军直逼晋东，固关失守，三月二十一日攻下京城，建立大顺政权。边大绶杜门谢客，听天由命。但仅一个多月后的四月二十八日，吴三桂降清。边大绶于次日被大顺县府收押，交于白、吴二钦差押解西行。经肃宁、安平、无极、真定、获鹿、固关、平定，五月十一日天亮行至寿阳南关，已是人困马乏，饥饿难耐。边大绶乘看押仰卧酣睡，独门北行回返，以取水为由，敷衍众人，从临河房屋后门跳至无水河道，循城北行。遭遇盘问者，索财后放行，仅存蔽体之衣，向东北逃去。期间曾潜身山畔土窑躲避，六七次遭骑兵搜寻。夜深人静后，借月光逃去。幸遇善人指路，行三十余里入方山寺脱险。栖身寺中六日后，经小路逃离，直到五月二十五日回到任邱。这一惊险经历，边大绶于顺治元年（1644）仲秋既望自传为《虎口余生记》刻版。文中如此感叹：“呜呼！是役也，始则入虎穴，探虎子，继而履虎尾，捋虎须，盖几不免于虎口矣！乃卒不受其咥，以脱于难。吁！岂非天哉！”
　　话题至此，似乎已无必要赘述。地方志书中所录边大绶《过方山题》诗真实反映了边大绶“虎口余生”的经历与感受，但光绪《寿阳县志》中所谓“途遇卜者曰：君勿忧也，遇三阳而自开”的记述，则纯属好事者虚传，与事实不符。寿阳城东关有朝阳阁，邑人陈完于明正德丁丑（1517）间创建，为寿阳一方形胜，边大绶确也途径寿阳东关朝阳阁后脱逃，但时在四月十一，而非九月初九，自然也无所谓“三阳开泰”之说。

□郝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