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进入大学后，首要任务是学习专业课。专业课关键则要看老师的水平。当时我们的任科老师大多数都是很强的，有一些名气很大。
　　我们的古典文学课由姚奠中任教。他是从西南联大回山西的，章太炎的最后一个研究生，三十来岁时就评上了教授，又是书法家，口才也好，授课深受同学欢迎。外国文学由姚青苗讲授。他是位作家、评论家，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他本是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后，周扬派到山西工作的，时任山西省文联副主席。他藏书很多，看书也多，知识非常渊博，但由于两耳皆聋又口头表达力较差，加之晋南口音少改，讲课效果难令同学满意。但细细听来，他引经据典，特别对外国名作家及其作品讲起来如数家珍，写出的文章特别是评论文章，观点明确，笔调清新。写作课教师是马作楫先生。他是位诗人，年轻时就开始在省级报刊上发表作品。他写的新诗影响了一代诗人的成长。他很会改文章，用词恰当，卷面又非常条理整洁，真正起到了示范作用。古代汉语由马雍先生讲授。他是上海人，在山西生活不习惯，四十多岁了还未结婚，据说在上海有个对象，每天闹着要调回上海。他除上课外不出屋子，不与同学接触。后来终于调到上海去了。哲学由梁鸿飞先生讲授。他说着普通话，口才非常好，讲课逻辑性很强，把干巴巴的哲学讲得引人入胜。虽然上“大课”，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在阶梯教室听讲，但静静的，同学们边听边记笔记，连出气都不放粗声。
　　除了上述五位先生之外，任课老师还有郭根、陈过、杨其群等。他们各扬其长，各有千秋，都受到同学们不同程度的欢迎。外语课单开俄语一门，而且是选修课。上高中时，我们学习的全是俄语，高考也是考俄语。到大学时，我们国家与前苏联关系破裂，俄语变得没啥用处了，所以班里选修俄语的仅一半人。我俄语很差，但因为是班长，所以还是选修了。谁知给我们上课的俄语先生口头表达能力差，对于众多的卷舌音，他怎么也发不好，有时嘴里竟溅出唾液星子，引得同学们不断发笑，他尴尬得脸红一阵白一阵。面对这样的局面，一些同学支吾着给课代表请假，不来上课了。这样的人越来越多，上俄语课的越来越少。我对俄语本就不喜欢，基础很差，只是班长一职在身，得硬着头皮学。最后坚持上课的逐步减少到不足十人，系里只好停了这门课。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解脱。
　　从高中考入大学，对每个同学都是一次人生的飞跃。尽管在三年困难时期，生活极苦，每月每人只还是九块钱的伙食费，每天都觉得吃不饱，饿肚子，但同学们都勒紧裤带，拼命学习。上专业课时几乎没有一人请假，不上课时，大家都在自己的宿舍里认真自习。尤其是上晚自习时，不少人选择了去校图书馆阅览室学习。晚间，校图书馆阅览室照常开放，这里灯光条件好，又非常安静，是绝好的学习环境。而在这里一座难求，二百多个座位满当当的，每每到下班要闭馆锁门时，管理员要督促三五次才能清了场。

赵望进（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