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文学奖得主王尧最新文学评论集《忽然便有江湖思》节选——

　　《忽然便有江湖思》
　　王尧 著 译林出版社
　　本书结集了苏州大学教授、鲁迅文学奖得主、长江学者王尧先生学术体系外的另一种文学批评23篇。这些文章既有关于《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寻找小说艺术变革的力量》等对文学史和小说变革的宏观叙述，也有《关于莫言和莫言研究的札记》《关于汪曾祺和汪曾祺研究札记》等的微观作家作品论。本书中，王尧问历史、观思潮、论作家、谈理论、说方法，也反求诸己，盘桓于问题、思想、学术的历史之域现场之境，此之谓“忽然便有江湖思”。
　　仍然想写作的、可以称为小说家者，在当下都面临着一个“突围”的问题。以长篇小说论，它所有的难题几乎都呈现出来了，而且是文本内外都有难题。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重要的作家都是以长篇小说来完成自己的转型，并寻找突围之路的，比如莫言、韩少功、贾平凹、李锐、张炜、王安忆、史铁生、阎连科、格非、余华和林白等。一些作家的跟头也跌在长篇小说写作上。我们确实可以把长篇小说的写作视为对小说家的“综合考试”。我们能举出一批可以用来讨论的长篇小说文本（那些失败的长篇小说通常是禁不住讨论的）：《丰乳肥臀》《檀香刑》《马桥词典》《白鹿原》《九月寓言》《长恨歌》《旧址》《务虚笔记》《废都》《秦腔》《在细雨中呼喊》《受活》《花腔》《人面桃花》《妇女闲聊录》等，这些长篇小说呈现的新素质需要我们特别关注，它们是否能够为长篇小说写作带来新的内在动力，还需要观察和引导。
　　由于文学生产方式的巨大变化，长篇小说写作中的虚幻之景与嘈杂之音正在影响和改变写作者、批评者和读者的视听。长篇小说的急遽膨胀是这些年来文坛最为怪异的现象之一，似乎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今天这样，有一大批写作者以放肆的方式染指长篇小说。写作中的次和恐惧如此之快地消失，对文体的尊重和对文字的敬畏也随之不同程度地丧失。我个人的感觉是哭笑不得。以我的阅读经验以及我对长篇小说的理解来看，当一批写作者以为自己和长篇小说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其实还是远离长篇小说的，他们在“经营”长篇小说时“颠覆”了长篇小说。号称长篇小说的种种读物层出不穷，长篇因此成为当下文坛最为活跃的文体。这意味着一批写小说的人在不算长的时间里已经被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改造成功，长篇小说的写作与出版正在逐渐沦落为一种文化符号的消费。当这种现象和当下文学的生产方式联系在一起并深刻地改变着整个文学生态时，我们不能不保持必要的清醒与警惕。
　　我们不妨说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而不首先是技巧的耍弄。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世界观”对长篇小说写作至关紧要的作用。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的文化转向，再次考验着作家的世界观和文学观，而不是挑战技术层面上的写作能力。多年来，在我们的文学批评和创作谈中，“世界观”这个词几乎是被搁置甚至是被废弃的。我觉得，我们必须坦诚面对众多小说家业已改变了对世界的根本看法这一事实，正是这样一个根本性的变化，许多优秀小说家才对历史与现实、世界与中国，对人性的历史和人类当下的处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这个变化是天翻地覆的，小说的形态与境界也随之大变。即使是与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期相比，作家世界观的变化也是显著的。比如，贾平凹晚近的《秦腔》与80年代的《浮躁》，作者对“乡土中国”和现代化的认识差异十分之大；莫言的《丰乳肥臀》对战争与人性及中国现代史的理解相比于《红高粱》同样如此；我们通常把林白视作女性主义写作的代表性作家，但《妇女闲聊录》的写作不能不让我们重新认识当初的一些结论；格非的《人面桃花》不仅强化了小说与叙事传统的关系，而且也让我们重新判断先锋写作的历史渊源。
　　如果没有这样的变化，没有在变化中重新确立观察和把握世界的支点，我认为就没有莫言的《丰乳肥臀》《檀香刑》，韩少功的《马桥词典》《暗示》，贾平凹的《废都》《秦腔》，阎连科的《坚硬如水》《受活》，李锐的《旧址》《无风之树》，张炜的《九月寓言》，陈忠实的《白鹿原》，格非的《人面桃花》，李洱的《花腔》等。作为小说家的这些写作者，都曾经在他们生活的那个世界中“死”去一次，如凤凰涅槃一般。对于在当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而言，如果没有世界观的变化，他们只能被他们无法选择的历史和无法脱离的现实挤压，也即无法用长篇小说的方式拓展出一个新的人性世界。毫无疑问，我这样的表述丝毫不排斥技巧和方法，因为我的论述不是让小说家成为哲学家。相对于一大批作家浑浑噩噩的世界观而言，今天的小说写作也已经进入技术主义流行的时代，我们已经不缺少成熟的技巧。我比较担忧的是，一批写作者从来没有认真观察和思考过这个世界，也从来没有得出自己的结论，苍白的灵魂无处着落。这正是许多长篇小说空空荡荡、徒有形式的原因。优秀的小说家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在重新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之后找到了观照和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
　　小说家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反映在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再认识上。在对小说形式的再思考中，越来越多的小说家开始由“世界”返回“中国”，小说与叙事资源的关系问题重新引起大家思索。这一“往后退”的现象应该是中国作家回应西方现代性的必然。其实，在“寻根文学”开始之初，许多作家和批评家就开始思考当代小说的中国文化意识和审美意识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断断续续发展到今天，尽管路径不一，但大有殊途同归的迹象。我个人觉得从传统出发，而不是回到传统，正是寻求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的途径。当年汪曾祺先生就说过，只要用母语写作就不可能离开传统。如果我们能够激活传统，当代中国经验在长篇小说中就会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我们共同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