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一生交游甚广，曲沃是常来常往的地方，这里有两位卫姓名士，与傅山先生有过交往，一位是卫周祚，一位是卫蒿。前者为明崇祯九年（1636年）丙子解元、十年（1637年）丁丑进士，曾为前明永平府推官，历户部郎中，入清为吏部考功郎中，后官至光禄大夫少师兼太子太师保和殿大学士户部尚书；后者为前明生员，入清后再未仕进，独辟绛山书院，倡明道学，矢志于文脉传承。二人与傅山的交集，始于崇祯九年（1636年）同在三立书院读书时期，他们都是袁继咸门生。
　　袁继咸恢复三立书院
　　明嘉靖间，太原城中曾有过晋阳书院，后改为河汾书院，但在天启年间遭遇宦党废止。万历二十年（1592年）巡抚魏允贞在太原右所街旧学道衙门右侧创建三立祠，祠中祭祀皋、稷、益、契等古代“圣贤”，每遇大比之年，便延请饱学之士讲肄其中，借祠祀之名行书院之实，但并未能真正发挥书院的作用。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与九月，山西先后新上任两位官员，一位是提学佥事袁继咸，另一位是巡抚吴甡，二人均系与宦党对立的东林党人。崇祯九年（1636年）初，在吴甡的支持下，袁继咸将修复的三立祠恢复为三立书院，实施讲习制度，并与吴甡共同选拔了300余才士入三立书院学习。每月三次集中大会，讲书、作文，供给午餐。午后作文，生员们相互间交友聚会，饮酒畅谈。每月六次小会则在各自寓中举行。诸生们的米面茶钱均由学租中供给。充分体现了袁继咸“士以廉耻气节为端，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气节然后有事功”的办学思想。在众多学子中，傅山考核时列第一，以为“祭酒”。并涌现出曹良直、崔嗣达、郭新、薛宗周、王如金、白孕彩、戴廷栻、卫蒿、卫周祚、张根朴等一批青年才俊。这其中的卫周祚与卫蒿即曲沃人氏，而且卫周祚在当年八月的乡试中高中解元，深为袁继咸赏识。
　　但就在三立书院大开学风气象的四月，东林党人对立面的温体仁代理人巡按御史张孙振巡按太原，采取种种不齿手段，捏造十余条罪状，诬劾袁继咸，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冤案，还牵涉了一位三立书院生员张根朴，并“械送来京勘问”。袁继咸遭诬本身即是东林、复社势力与宦党势力矛盾斗争的产物，但对于傅山等一批三立学子，为老师诉冤不仅是师生之谊，更是捍卫公道与正义的赤子之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以傅山、薛宗周等三立同学为代表的生员向太、汾、平、潞四府发出书信，发动了全晋生员的赴京“伏阙诉冤”。这一全晋生员的赴京“伏阙诉冤”，成为中国历史上首次带有启蒙色彩的学生运动，也是崇祯十一年（1638年）顾杲与顾炎武领衔公讨阮大铖“留都防乱揭帖”，清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的先声。
　　全晋生员赴京“伏阙诉冤”
　　全晋生员进京参与揭帖记名的103人中，尽管前后有所变化，傅山、卢传第、王予珪、周培诜、薛宗周、李凯、刘美、胡来贡、樊嶷、荆光国、韩庄、崔嗣达、程康庄、张璞、董绪、杨永宁、白孕彩、李开馨等自始至终参与，也有像王象极、袁九绪、新甄、张凝种等慑于张孙振等压力，起初勇于列名，而后则求取其名者。限于史料，已无法将当时“伏阙诉冤”103记名者一一列出，但从历代府县志书中，仍可窥得一鳞半爪的文字记载。这其中也涉及了进京参加会试的解元卫周祚，尽管傅山在其《因人私记》中记述“会科会试举人渐到，曹良直字古遗复怂恿诸同年上疏，而解元卫周祚畏懦不敢当。”但在同样进京参加会试的贡生，也是三立同学曹良直等众人怂恿下，最终卫周祚还是以解元身份牵头，与生员们一道参与了为老师袁继咸的诉冤上疏。《明实录》崇祯十年（1637年）二月庚辰记载：“逮巡按山西御史张孙振。孙振贪秽不职，先诬学臣袁继咸。山西丙子（1636）贡生卫周祚等讼其冤，命并逮孙振讯之。继咸守官奉功令，廉介自持，自书卷外无长物，近之推督学政者必称焉。”但士人无法原谅的是，当李自成攻取北京后，作为京官的卫周祚选择了归顺投降，再后来大顺政权垮台，又服侍于清廷。以气节论，“贰臣”已不足以蔽其辜。蒲松龄在其《聊斋志异》中曾真名实姓将卫周祚写之于其小人国的故事中，也让世人更多的知道了卫周祚其人。但对于卫周祚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不论褒贬，都应该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判。
　　袁继咸昭雪后，以原官除湖广参议，分守武昌。崇祯十五年（1642年）任兵部右侍郎、右佥都御史，总督江西、湖广、应天、安庆军务。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兵南下，南明内乱，左良玉以“清君侧”谋反后不久病亡，其子降清，袁继咸被虏京城。清廷一再劝降无果，也曾派与袁继咸有门生之谊的卫周祚“探望”。由此，卫周祚也才有了与大狱中袁继咸的接触。但袁继咸绝不屈膝投降，已抱定必死决心，仅托付卫周祚将自己的诗册转交傅山。
　　袁继咸托付卫周祚诗册后，又托人捎书信于傅山：“江州求死不得，至今只得为其从容者。闻黄冠入山养母，甚善甚善。此时不可一日出山也。有诗一册，付曲沃锡珽，属致门下藏之山中也。可到未？乙酉冬季。”临终前，袁继咸再次寄信于傅山，“前诗到未？若未到，门下不可往取，可属西河曹孝廉硕公缓颊取之，必藏之门下。所目今著《经观》《史观》二书，《经观》薄就矣，《史观》尚未竟，不知能终竟此业否？晋士惟门下知我甚深，不远盖棺，断不敢负门下之知，使异日羞称袁继咸为友生也。丙戌秋初。”事实上，袁继咸写与傅山的第一封书信辗转在顺治四年（1648年）四月才收到，因此也才有了袁继咸的第二封书信。信中既有托付之言，又有告诫之语，也是绝命书信，友生之谊尽表信中。傅山见信后，毅然决然辞别老母与幼子，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前往曲沃，同道同学白孕彩为傅山担忧也尾随前往。遗憾的是，傅山与白孕彩竟未能追回袁继咸托付的诗册。在与同道同学戴廷栻的书信中感叹：“袁山先生今年六月遇害，四月间有遗仆书，嘱仆以记载事。至七月又一字至，时先生已祡市也矣。书中始云有诗集，先致曲沃锡珽，令转致仆序行之。即托人问之，不应。仆亲过绛时，又一再索之，皆不及此事，大都毁之矣。”
　　这便是傅山与卫周祚芥蒂所在，傅山矢志反清复明，而卫周祚成为清廷新贵，道不同不相为谋。但傅山与白孕彩的曲沃之行也大有收获，接续了甲申之变后与三立书院二同道同学曲沃卫蒿、闻喜张根朴的联系。
　　同道同学乱世间曲沃相聚
　　乾隆《新修曲沃县志》卷三十一《人物》记载：“卫蒿，字匪莪。初名麟贞，字瑞鸣。以哭母丧易今名。性至孝，读书能识道理。弱冠受知于督学袁继咸，与汾阳曹良直、太原傅山讲学于三立书院，秉德不回，以古道相期许。癸未、甲申间，负母避乱，授徒自给，继辟绛山书院，倡明道学，以排异端自任。执经请业者屡满户外。人称绛山先生。”闻喜张根朴闻讯而来，抱团取暖，执教于绛山书院。正当傅山、白孕彩前后抵达曲沃后，尽管先师袁继咸诗册未得，但同道同学乱世间相聚也是不幸中之幸事。
　　同学为文设位遥祭先生间，相处有日，相互砥砺。借寓白石小楼，傅山题五律《借楼避暑》一首：“一名真如梗，三年不结庐。今来白水曲，借得小楼居。长偃方床席，时摊短佛书。高云与疎雨，镇日共樵渔。”傅山还为张根朴作画《菊花赞图》，有题曰：“‘味貌复何奇，能令君倾倒。’写明远句。想此僧亦自不凡，‘为君慨此秋’，愈益淡香。山。”成为张根朴传家之宝，也见证了家国离乱时几位同学同道相聚的场景。傅山与白孕彩的曲沃之行时间虽短，但开启了有识之士基于思想共鸣的交往交游，曲沃绛山书院也成为清初武装反清失败后，与太原松庄、祁县丹枫阁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堡垒。
　　继傅山、白孕彩之后，昆山顾炎武从陕西华阴慕名到曲沃造访卫蒿，经常穿梭于绛山书院与韩村宜园。有诗《赠卫处士蒿》云：“抱疾来河东，息此浍水旁。寒禽绕疏枝，百卉沾微霜。一身殉社稷，自古无先皇。与君同岁生，中年历兴亡。”其巨作《日知录》也多编纂于韩村宜园。前后往来于曲沃绛山书院与宜园者，还有陕西李因笃等学界名流。傅山也不止一次与同道相聚曲沃，在青玉峡、紫霞洞、白石山与冰岩，处处留下傅山的足迹，记之于地方志书，还曾有五言律诗《同居实楼寓数日》作于曲沃间，“小楼才许借，白秃可来过。静对昂昂鹤，悲怀究究罗。日餐恬盐米，夜雨淡星河。将子且潦倒，盂山鬼见呵”。
　　特别是顾炎武，不仅经常往来于曲沃，而且将宜园视之为家。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年69岁的顾炎武前后于二月、八月两次由华阴到曲沃。八月入曲沃城后，先暂住元帝庙。后疾病发作，于十月移寓韩宣宜园。病情好转后，在宜园为其抚子议婚。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正月初八，由于上马失足坠地，顾炎武疾发，日夜呕泄不止，初九丑时弃世于宜园，韩宣亲为扶柩，并护送灵柩归葬故里。
　　在顾炎武、傅山等前后弃世后的日子里，傅山三立书院同道同学祁县戴廷栻出仕平阳府闻喜儒学司训兼署曲沃教谕，其时卫蒿、张根朴均在世，与二人的交往不言而喻，无须史料佐证，也成为傅山及其三立书院同学交游曲沃的时代余响。
　　傅山乃至同道交游于曲沃，不仅影响在当时，同样也影响了后辈。张根朴有子张克嶷，与赵执信同科进士。张克嶷仲子张亦堪，尊父命拜赵执信为师，师傅莲苏为傅山私淑弟子，成为傅山身后搜罗结集《霜红龛集》第一人。尽管大功即将告竣而客死他乡，所搜罗汇辑青主诗文尽皆丧失，但其学生阳曲张耀先克继其志，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刻成首部《霜红龛集》十二卷，世称“张本”《霜红龛集》，开创了傅山文献资料搜集整理先河。之后的咸丰四年（1854年），在进一步丰富傅山文献资料的基础上，由寿阳刘 刻成《霜红龛集备存》四十卷，世称“刘本”《霜红龛集》；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平遥王晋荣再行发掘，刻成《王刊傅青主集》《王注傅青主集》等多部，世称“王本”《霜红龛集》；宣统年间，丁宝铨出任山西巡抚，延请全国知名学者罗振玉、缪荃孙、罗襄等参与，在刘本《霜红龛集备存》基础上，增加三卷附录，于宣统三年（1911年）再行刊刻《霜红龛集》，世称“丁本”。上述傅山《霜红龛集》的所有版本，其源头均发端于张亦堪，谓之傅山曲沃交游余波，当不为过。

□郝岳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