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耕向自己体育生涯致敬之作，小说《为国争》节选——

　　《为国争》余耕 著 作家出版社
　　小说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足球队为原型，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展现了国破家亡之际中国足球在亚洲球王李惠堂的带领下战绩斐然，在亚洲所向披靡的故事。小说是双男主双线叙述，“小北”从乞丐到球队主力，“为国争”是坎坷进阶之路；“余伯庸”从唯利是图到舍身成仁，无赖也有“为国争”之义。书中刺激的赛事+激烈的战事+悲壮的国事，刻画了市井庸人的荆棘成仁之路。
　　余伯庸赌牌九坐了一整晚，他挎着印有“中华足球队”字样的公文皮包，系好西裤皮带，杵在三元宝局门口打了通呵欠。接着，他一只手举起公文皮包，冲着从玲珑塔罅隙透过的霞光伸了个长长的懒腰，整个人才感觉舒坦起来。最近运气真的是糟透了，到处都是用钱的窟窿，他却是赌啥赔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出门遇尼姑，十赌有九输。中华足球队搬到广州师范学堂训练，足球场北侧便是慈慧庵的正门，余伯庸一抬头就能看见进出化缘作法的尼姑。他最近的十次赌局输了九回，麻将、摇宝、牌九、赛马、彩票、抢场、十点半、十三张、回力球、斗蟋蟀……一一试过，全都输到底儿掉。烦闷无处发泄，余伯庸把输钱的恼恨全都归罪于慈慧庵的尼姑。
　　昨晚八时进了三元宝局，赌到今晨六点，五百块钱输得一个子儿不剩。这笔钱是体育部发放给中华足球队的比赛经费，用于半月后即将在菲律宾马尼拉举办的第十届远东运动会。经过层层申请，体育部才给中华足球队批了两千大洋。领到这笔巨款的当天，余伯庸便将一千五百块钱挪作他用，支付他欠英国一家洋行的全部货款。整支足球队来回马尼拉的船票，加上食宿等费用，两千块钱得节省着才够开销。如今只剩下五百块钱，这该如何向李惠堂交差？中华足球队队长李惠堂，远东球王声名远扬，且余伯庸深知李惠堂疾恶如仇的秉性，此事绝不敢让他知晓。于是，余伯庸斗胆决定铤而走险，带着剩下的五百块钱进了三元宝局，他想去碰碰麻将运气，把那一千五百块钱赢回来。事与愿违，越是怕输越是输，牌桌上鏖战一夜，把剩下的五百块钱也输个干干净净。
　　余伯庸拖着肥重的身躯，一摇一晃挪下三元宝局的九级石阶，却见一道黑影从身侧袭来，劈手夺过他手中印有“中华足球队”字样的皮包，撒腿便往前蹿去。余伯庸望着那人的背影，长舒一口气，装模作样地边追边用东北味儿广东白话大声叫嚷：“抢劫了，抢劫了……我丢你老母！”
　　余伯庸话音未落，身前闪出个一头乱发的年轻乞丐，操着满口西北腔，问道：“我把包追回来，你给我二十块钱？”
　　余伯庸瞅了一眼劫匪奔逃方向，背影早已消失在路口，估摸着眼前这个乞丐肯定追不上，便点了点头。余伯庸再抬首时，年轻乞丐已经奔出去足有十米远，地上的木棉树落叶都被他的脚风带起来，飞旋在他足间，浑似在助其脚力。余伯庸愣怔怔地看着年轻乞丐在路口消失，不可思议地摇了摇肥硕的脑袋，转身逆向而去，他要去沙面的莲香楼吃早茶。
　　能讲一口流利白话的余伯庸是东北人，二十一岁那年跟他的双胞胎哥哥一起考进教会燕京大学，一时间成了余家屯子里最有出息的孩子。屯子里都说余家祖上积德，两个儿子都走出余家屯子读大学。余伯庸往地上啐了一口唾沫，对屯子里围绕着他的半大小子们说道：“别听你们爹娘胡咧咧，我昨天还是他们嘴里的操蛋熊孩子。”
　　余伯庸的确是个操蛋熊孩子，不像他哥哥那样老成持重受父母宠爱。余伯庸十二岁那年，村子里的私塾被日本人关闭了，他成了野孩子王，某日屯子里十几个土蛋狗剩小豆子啸聚一起，抢劫了一个货郎。货郎寻到余家屯子告状，屯子里的人一齐指向余伯庸家。余父从存放稻谷的大缸里揪出余伯庸，当着货郎的面把儿子吊起来毒打一顿，一直打到货郎和哥哥余伯平出手阻拦才罢手。余父对着货郎好言好语赔礼道歉，又从二姨太太的梳妆匣里强行夺来两块现大洋，才把货郎打发走。私塾关闭没几天，日本人开了新学，日语成了新学的主要课程。余伯庸刚刚疯了没几天，跟哥哥一起又被关进管理更为严苛的日本人的学校。
　　从余伯庸的祖爷爷开始，余家便是余家屯子的富庶大户，遭人羡慕嫉妒了好几代。祖产传到余伯庸他爹时，家底已大不如前。余父好赌乐嫖，既不喜务农又不善营商，混不到晚年便有些入不敷出。几经变卖房产、耕地，勉强支撑一家人过活，好在余家两个儿子余伯平和余伯庸双双考入燕京大学，为余家在余家屯子争回些颜面。可惜好景不长，三年后的寒假，余伯庸跟随同学去了广州游玩，余伯平独自一人返回东北老家过年，大年初一说是出门拜年，结果再也没有回来过。被全家人寄予厚望的余伯平销声匿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成了余家的一个谜团，更成了余家屯子茶余饭后的谈资。余父曾经逼问过余伯庸，询问老大余伯平去了哪里。余伯庸一脸懊恼，说大哥是放寒假在家里失踪的，他在广州如何知道？余家上下还沉浸在两个儿子考入燕京大学的喜悦中，接着又迎来余伯平离奇失踪的悲苦，余父整日里感叹人生无常、福祸相依。余父甚至觉得福祸是个玄学，既是个人的命数，也是家族的劫数。
　　余伯庸在教会燕京大学读到第四年的寒假，回到余家屯子陪着父母过了最后一个年。开春后，余伯庸没有回学校，而是给父亲留下一封信，声称自己厌倦了读书，要去天津做生意，随后便拎着一只小行李箱只身去了天津。在天津混了一年之后，余伯庸继续南下去了广州。一个北方人到了南粤，压根儿听不懂白话，就算是给人家打零工也顶多混个饱肚子。好在余伯庸目的性强，他只去洋行打工。洋行都是跟外国人做生意，需要会讲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余伯庸靠着他的语言天赋，渐渐在广州站住了脚。只六年，余伯庸便坐上了泰和生洋行的经理职位。泰和生是一家专门与德国人从事贸易的商行，经营常规的茶叶、丝绸、陶瓷，有时甚至还夹带小规模的枪支弹药。泰和生的老板是个胆小之人，他告诫余伯庸不要碰军火生意，不要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可一心想做大生意赚大钱的余伯庸，丝毫不把老板的忠告当回事，最终被人告发，锒铛入狱两年。
　　等他出狱后，已经没有洋行敢招他入伙。天无绝人之路，这余伯庸攀上了球王李惠堂的关系，摇身一变成了中华足球队的经纪人。
　　年轻乞丐叫小北，但这个时候他还不叫小北。小北本来没有名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也就无从起名字。小北记事的时候，身边只有娘。娘带着他从冰天雪地一路往南走，说是南方暖和，不会把手和脚冻伤裂口。他爹念叨了一辈子要带老婆去南方见见世面，可直到他爹死时，他娘也没走出过童家堡子。家里的顶梁柱折断，小北家在堡子里就算坍塌了。娘带着小北一路往南，要去他爹说的南方讨生活。
　　母子二人沿途乞讨，荡了三年，仍旧没有走到小北他爹说的暖和地方。冬天来时，虽说不常下雪，但湿冷的北风还是能吹进骨头缝，让人身冷心寒。三年过后，小北长高了不少，母子二人的境遇却没有任何改变。最大的变化，就是小北在乞讨不到吃食的时候，他会下手抢，抢到手就跑，启动速度与加速度之快，几乎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小北他娘起初不让小北抢，说人家给是情义，不给是情理。可好道理终抵不过饥肚子，天长日久，小北他娘也就默许了小北的明夺暗抢。
　　走到赣州的时候，小北的娘病倒了，倒下就没再起来，也再没张嘴说过话。小北在赣江北侧找到一处背静地，折几根竹子架起两领破席子搭了一个简易窝棚，把弥留之际的娘放在窝棚里。安顿好娘之后，小北则去了县城，想讨一碗他娘最爱吃的米粉。多数时候，小北讨要不到米粉。每每此时，闵记米粉摊的阿昭姑娘就会偷偷送给他一碗。阿昭年龄跟小北相仿，也是个流浪儿。阿昭扎一条细细且泛黄的马尾辫，身子骨单薄瘦弱，像一根刚刚冒出土的细毛笋。闵记米粉摊的老闵想雇用一个不花钱的伙计，就相中了沿街乞讨的阿昭。阿昭风卷枯草般的身材，让老闵觉得这女孩儿做衣裳省布吃饭省粮食。等到正式收下阿昭做伙计后，老闵当天就后悔了，阿昭吃下三碗米粉，还眼巴巴瞅着汤锅。老闵终是没有赶阿昭走，他老婆死后已经鳏居三年，明媒正娶没有那份财力，老闵盘算等着阿昭长几岁就把生米煮成熟饭。眼下阿昭正是长身体的年岁，就算是多吃几碗米粉，身子也是给他老闵养的。厘清这些得失，老闵暂且咬着牙忍了下来。
　　阿昭第一次把汤锅里捞出来的半碗米粉送给小北时，后脑勺就被老闵扇了一巴掌。从那以后，阿昭就把打烊前捞出的米粉置于显眼处，让心领神会的小北来“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