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寻根溯源。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原生文明之一，也是唯一绵延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是我国的重大文化工程，浙江余杭良渚、山西襄汾陶寺、陕西神木石峁、河南偃师二里头等4处都邑性遗址，以及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的其他中心性遗址，都进行了重点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综合研究。陶寺遗址作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重点遗址之一，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基石。
　　9月21日至22日，25位文博资深专家从史前文明、历史阶段、出土文献、神灵、神话、甲骨文字、古器物、图腾纹饰、考古热点等不同角度探源中华文明，带来非常精彩的主题分享。
　　回望中华文明　陶寺遗址实证“最初中国”
　　4300多年前，表里山河、河汾之东、塔尔山下、夯土之上，陶寺人夯土建都。土城恢宏，人口密集，规划井然，社会分工明确，初现王权和礼制，中国早期国家基本面貌显现。
　　从197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陶寺遗址进行长达40多年的考古发掘与研究，一系列发掘成果使陶寺遗址作为都城的构成要素和特征逐渐显现出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陶寺工作队领队高江涛指出，当前关于陶寺遗址的研究，其实有重大新发现。这些年，通过陶寺遗址，探究“早期国家”形成的问题，陶寺作为以尧或尧舜禹为代表的那个时代的都城，已经进入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这个观点是学术界的共识。
　　在将近280万平方米面积的遗址中，空前规模的城址、气势恢宏的宫墙、布局规整的墓地、世界上最早的观象台、迄今为止最早的汉字、成组成套的礼器、官方管理下的手工业区、农业区以及代表那个时代的“高精尖”技术……高江涛向大家介绍，陶寺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已经形成。陶寺时期社会是王权国家，而非神权主导，城内布局有序，功能分区明显，宫殿区、贵族居住区、居民区、祭祀区、仓储区、手工作坊区等一应俱全；陶寺时期社会也是一个礼制社会，以王权国家与礼制社会为特点的“陶寺模式”，与“红山模式”“良渚模式”“石峁模式”等，共同形成了所谓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模式。
　　开放包容、海纳百川、兼容并蓄是中华文明传承至今的优秀品质，这在陶寺遗址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高江涛表示，从无中心的多元到有中心的多元一体，或许正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演进的最大特色。
　　“国家”起源方法诸多 专家学者从概念探讨实证
　　“设万邦，作之君，作之师。”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宁镇疆从出土文献《厚父》《成人》《墨子》等提及到政治发生学内容，探寻早期政治组织的生成机理以及对后世政治伦理的影响价值。他指出，国家起源过程中，存有“王职”的意识、君臣“职事共同体”“民本思想”等特点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出土文献的宝贵在于“记录”，这些材料中可以窥探到早期国家社会治理功能，并阐释出政治角色或称为“政府”的公共职能属性。
　　“从古至今，无论是王，还是万邦君者，从天命有德到社会公共管理服务，都是天命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谢乃和通过一件西周时期青铜盨分享他的观点。在他看来，国家从形成、发展、治理都离不开一个字“德”，豳公盨作为一篇夏早期国家生成理论之铭文体古书，器底10行98字体例特殊的铭文上，可以看到古老天命官已经逐步形成“邦、君、师和民”等各种政治要素依次生成的登记观念，同时也开始有中国早期王朝国家建成的记载。
　　冀州之野，四海八荒。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立东做出《思想史意义上的最早中国》的主题分享，从地理方面考证中国，在他看来，作为九州之首，冀州与四海这也是“国家”的象征。探究中华文明根源，其中要将地理位置考量要素纳入其中。
　　研究国家起源考量因素很多，其中包括等级社会、领土边界、合法暴力等方面。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卢中阳从国家概念定位解析，通过不同哲者给出的国家概念定位，提出国际学界虽然没有统一的国家概念，但已经达成国家代表公共权力机构的共识。国家作为理解文明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抽象出来的概念，并不能与具体国家及物化标志简单对号入座。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魏继印通过主题《中原地区早期国家形态的演变》给大家提出仰韶时代中期的“原始共产主义国家”、仰韶时代晚期的“酋邦”形态、龙山时代晚期的“联邦”形态以及二里头时代的“王权”形态，探讨早期国家职能、政治形态的演变。
　　从“争议”与“共识”探讨中国早期文明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杜勇通过《仰韶文化所对应的历史时代问题》主题分享提出，仰韶文化与黄帝命题是颇有争议，更意义甚远，需要大家认真钻研，从历史角度反思，为什么黄帝时代会与仰韶文化相联系？他指出，中华文明起源的年代要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对应，需要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双向互动，相辅为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论断可以真正落到实处。
　　丽水学院民族学院李岩就关于《黄帝时代与中国早期文明》课题进行分享，他提出，黄帝时代的具体社会发展状况是当今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学界探讨的文明标准或者说文明标志的问题，是指对社会发展起关键作用的，能够对社会发展或者变革有巨大推动作用，甚至改变社会性质的因素。在他看来，黄帝时代，无论是黄河流域，还是辽河流域、长江流域等较早进入文明社会，甚至出现了国家性质的社会，这也正是后来多元一体中华文明得以形成的重要基础。
　　山东大学文博学院王青提出，上古时期盛行“万物有灵”，相信人可以与自然界相互，因此获得神灵保护，神灵也成为沟通人界与神界的“法器”。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的时候，古器物上面的“纹饰”十分重要，这些纹饰很多时候不止是为了美感纯粹的装饰图案，更多时候它也有着一定的代表性。比如饕餮纹、鳄鱼、蟒蛇、老虎、牛、龙等这些神灵图像，探究中国早期文明时，这些也是重要的考究实证。
　　此外，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黄国辉、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卫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何毓灵分别就“清华简《五纪》‘黄帝有子曰蚩尤’”新解、“央地”关系以及殷墟王陵的几个问题等主题展开分享。
　　黄国辉指出，殷墟博物馆展开上古记忆弥足珍贵，有些时候关于父子称谓不一定是“血缘关系”的探讨，从族学、称谓制等角度出发阐述观点。侯卫东表示，从历史时期可以窥探央地关系，透过军政身份等角色关系中，研究当时是否存在央地关系管理模式。何毓灵提出，距今3300多年的殷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通过王陵、王后墓等实证，考究当时王陵始建、废弃、安葬、盗窃等问题，探讨中国早期文明与国家起源的发展阶段，“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城市文明、礼乐文明、文字文明等，都共同构筑了“中国早期”的华彩篇章。

山西晚报记者　孙佳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