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宋元之际改朝换代的时代背景下南宋士人命运，《临安之降》节选——

　　《临安之降》
　　孙晓飞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本书描绘了13世纪中华大地宋亡元兴、“临安之降”的历史变局中，以赵孟頫、钱选、文天祥、牟应龙等为代表的南宋士人忠死、孝忍与隐逸的抉择与命运。南宋士人的人生脉络与宋元战争的宏大史诗交相辉映，场景反复切换，人物不断涌现，一部宋元之际的历史画卷就此展开。
　　经过几年的战争，忽必烈把阿里不哥打败，这时，他才有空再来考虑进攻南宋。
　　一些历史研究者认为，忽必烈进攻南宋是其立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蒙古人天性具有进攻性，因为只有在不断的进攻中，才可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另一方面，忽必烈继大汗位具有明显的争议性，其所召开的忽里台大会并不能完全代表黄金家族，所以，他必须用自己的成就来证明他可以胜任汗位。
　　而广袤的中国南部——伟大的南宋，就成了忽必烈证明其可堪其任的合适猎物。
　　同样，忽必烈在南宋也遇上了大麻烦。客观来说，南宋军队的战力远优于北宋。自开疆拓土以来，蒙古人第一次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
　　尽管所有的汉文资料都说贾似道是“奸臣”，并且在军事上误国。但至少在阻挡忽必烈进攻襄樊的军事部署上，贾似道是成功的。
　　在中国南部，蒙古人的骑兵优势无法发挥。而在堡垒战方面，宋人比蒙古人更擅长。
　　漫长的襄樊之战开始了。
　　《元史》如是记述：“八月戊辰朔，筑环城以逼襄阳。”
　　这一战略调整，来源于南宋降将刘整。
　　《元史》对刘整降元朝是这样描述的：“俞兴与整有隙，使之制置四川以图整。兴以军事召整，不行，遂诬构之，整遣使诉临安，又不得达。及向士璧、曹世雄二将见杀，整益危不自保，乃谋款附。”意思是，俞兴和潼川安抚副使刘整关系不睦，贾似道特意任命俞兴为四川制置使，成为刘整的上司，以便寻找机会收拾刘整。俞兴到任后，用召开军事会议的名义骗刘整，刘整没有上当，于是俞兴编造理由来陷害刘整。刘整不甘坐以待毙，派使者去临安为自己申辩，却没有实现目的。不久，向士璧、曹世雄被杀，刘整感到自己也朝不保夕，于是秘密派人与蒙古成都路军马经略使刘黑马联络，表示愿意以泸州及所属十五郡三十万户向蒙古人投降。
　　蒙古人不敢相信刘整会真的投降，因为刘整能征善战，是南宋的一员骁将。一些蒙古将领认为刘整极有可能是诈降。但刘黑马没有怀疑，力排众议，决定派儿子刘元振前去受降。1261年6月，刘整召集手下官员，杀死反对其投降蒙古的将领，开门迎接刘元振入城。
　　1267年，刘整入朝，向忽必烈献策，说：“宋主弱臣悖，立国一隅，今天启混一之机。臣愿效犬马劳，先攻襄阳，撤其扞蔽。”同时准确地分析战局，南宋“无襄则无淮，无淮则江南唾手可下也”。
　　《元史》上是这么说的，阿术言：“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宜令史枢率汉军协力征进。”
　　也就是说蒙古将领承认，水战和堡垒战，都不是蒙古骑兵之所长，所以，进攻襄阳、樊城一定得汉军才行，故请史枢带领汉军帮助蒙古骑兵共同作战！
　　今人有个很大的误区，认为只要是汉人，就一定会奉南宋为正统，哪怕生活在北宋灭亡后金人统治下的中原地区。因此，有许多文章呼蒙古大将史天泽为“汉奸”，因为他帮助蒙古人进攻南宋。
　　应该说，这种奉南宋为唯一正统的立场是值得商榷的，从今天的角度看，哪怕不奉蒙古人的元朝为正统，也应该站在中立的立场去看待这场战争。因为，今天的中国，蒙古人和南人——请注意，不是汉人，因为在元朝，汉人特指北方的汉族人、契丹人和女真人——都是中华民族的后代。
　　其实，这与宋徽宗当初冀望燕云十六州的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幻想如出一辙。血淋淋的现实是，燕云十六州的老百姓帮助金人大量杀伤北宋军队的有生力量，完全不因为自己的民族属性而去帮助北宋军队。
　　从金人占领中原、灭亡北宋的1127年，到蒙古人灭亡金朝、接管中原然后再灭亡南宋的1276年，其间整整经历了149年。
　　149年，几乎是一个半世纪，居住在中原地区的汉人早有了自己的母国，先是金，后是蒙古(包括元朝)。迁往南方的南宋政权跟他们的关系，平时是邻国关系，战时是敌国关系，但绝对不是母国关系。
　　所以，让在金人和蒙古人统治下生活了近150年的北方汉人，持南宋为正宗，日日望南而拜，期望南方的汉人来帮助自己恢复故国，在今天看来仅仅是可笑，在当时看来不唯可笑，更是叛国。
　　《元史》记载：“丁巳，阿术统兵围樊城。……丁酉，签民兵二万赴襄阳。”
　　蒙古人打算围困樊城和襄阳，然后坐以打援。
　　蒙古军队先后在襄阳西南30里的鹿门山、城东北10里的白河口修筑城堡，用以控制白河、汉水及陆路交通，接着在城西10里的万山筑城，阻断向西的通道，在城南30里的灌子滩立栅，用以阻断向东的通道。
　　1268年，蒙将阿术在鹿门山和东北白河城修筑堡垒，切断了援襄宋军之路。咸淳六年(1270年)，蒙将史天泽“起万山，包百丈山”，筑长围，又在南面的岘山、虎头山筑城，连接诸堡，完全切断了襄阳与西北、东南的联系。这一时期元军在襄、樊外围修筑10余处城堡，建立起长期围困襄、樊的据点，完成了对襄、樊的战略包围。
　　这一战对蒙古与南宋双方都极其重要，足以改变双方的命运。南宋一直使用老方法，守军固守不出；而蒙古人则采用了新战略，他们清醒地知道堡垒战不是他们的长项，所以蒙古大军计划围城打援。
　　为了对付南宋的水师，蒙古军队还在樊城迎旭门外汉水中，筑实心台(今东敌台)，屯扎弩兵，防止宋军从水上支援。
　　“在巨大环城的外侧，每日热闹益增，但襄阳、樊城两市城内，粮食的储备则逐渐探底，焦虑与不安蔓延开来。”
　　1270年，刘整与阿术谋议：“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惟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忽必烈当即命刘整“造战船，习水军”，以图进取襄阳。刘整遂造船5000艘，日夜操练水军，又得到四川行省所造战舰500艘，建立起一支颇具规模的水军，从而弥补了战术上的劣势，为战略进攻准备了必要条件。
　　1271年6月，范文虎率10万水陆宋军精锐，向蒙古人进攻。“宛若纸老虎的南宋水陆两军，被击溃得几近全军覆没。这场在襄阳南郊展开的水陆决战，其实正是决定了南宋命运的战役。”“一开始是大型的土木作业，接着是水师的大建设，接着是相继进行的大军事演习。耗费于此的费用与物资极为庞大。他们耗时3年持续进行。被配置到襄阳地区的蒙古方面士兵，较一开始的十万多还有所增加。负责这些补给的后方支援人员，虽然无法确认实际数目，但无论如何都需要数万人。”见杉山正明《忽必烈的挑战》。
　　1274年，伯颜和阿术所率领的主力20万兵，沿汉水而下，蒙古军在南宋边境全线发动了总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