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年前,我在自己代的一门选修课上认识了小高。
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极聪明:任何知识一点就透。同时也极漫不经心:每节课的笔记从来只有寥寥数行。据说还是因为偏爱这门课,其它课上,更是一个字都不写的。他颇喜欢与我交谈,有时是问课上的一些问题,有时还会聊聊未来前程的事。谈到自己的职业规划,他说自己也很想当一名高校教师。我问为什么,他就说看我工作很轻松,闲暇也多。我失笑道:“可不是你想的那样。每次上课前都要备课,自己读若干本书才能讲两个小时,哪里轻松了?”他揶揄道:“那是您。要我说,教科书上的内容就足够讲了,穿插那么多别处的东西干吗?况且,一门课认真准备一回,将来无论讲多少次不还是它吗!一次准备终身受益啊。”我反驳他:“社会在进步、环境在变化,做老师就不用学习新东西吗?别人不清楚,我这门课,无论上多少次都是要重新备课的。”他不再争辩,然而嘴角已向着一侧翘起,憋着十二分的不以为然。
那学期的最后一节课,我把整门课的内容重又梳理了一遍,随后对大家说:“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次考试的所有答案,都必须写在附带的标准答题纸上。大家千万注意,不要忘了考试要求。”几个与我熟稔的学生都叫起来:“放轻松啦!”“老师教得好,成绩差不了!”“您就瞧好吧!”这里头,数小高喊得最响。我偏不放心他,特别点名道:“小高尤其注意啊。我知道你聪明、记性也好,可别在细节上翻了车。”大家都看向他哄笑起来,他不好意思地搔了搔头:“怎么会呢。90分不敢说,80多分轻轻松松吧。”
我也这么觉得。以他的聪明劲,哪怕光凭课上听讲,拿个不错的成绩是很容易的。然而,这个念头在阅卷时很快便打消了。
一张答题纸,名词解释填空简答论述,所有主观题写得满满当当。然而翻到另一面,单选多选却是一片空白。都不用看名字,那必然是小高的试卷。登成绩的时候,看着卷头上鲜红的“59”,我没有丝毫的犹豫,只有深深地惋惜。第二天,小高的电话便打了过来:“老师,我怎么才59分啊!”我说:“因为你的选择题都没有写啊。”“不可能,我考完还跟他们对答案来着。不说满分吧,打个二十多分轻轻松松!”我问道:“全写在试卷上,一点都没有誊抄到答题纸上?”那边沉默了数秒,先恍然地“哎呀”了一声,旋即便叫起撞天屈来:“就因为这个?哎呀老师,我是真的没注意呀!能不能通融通融?我试卷上是有答案的呀……”我安静地听他讲完,告诉他不可能。小高又开始那套车轱辘话,试图说明自己的不易与誊写的不必,我又告诉他不可能。如是再三,他终于绝望了:“老师,真的真的没有一点挽回的余地了吗?有没有写到答题纸上,真的很重要吗?”虽然明知他看不到,我还是用力地点了点头。“真的,很重要。”小高这次沉默得分外久,大约半分钟后才说:“不过是一门选修课罢了!”我理解他的心情,但不能接受这种自欺式的轻慢。我的声音变得连自己都能听出寒意:“小高同学,请尊重你所学的每一门课程!”
这是他大学期间与我的最后一次交谈。后来,那一批学生当中只有他刻意疏远了我,但我并不因此感到遗憾。道阻且长,但愿这个年轻人能从中明白些什么。至于做恶人?我是从来不在乎的。再后来听说他考研失利了,据说又是填写机读卡时出了问题,导致英语的客观题完全没有成绩。我闻言苦笑着摇了摇头,看来他并没有从我这里学到任何东西。
再见已是八年之后,小高博士毕业,竟然真的成了我的同事。本是熟人,相处中却有了些不言自明的生分。听大家都说高老师为人极严谨,对细节的要求简直近乎苛刻。我略感意外之余,又有些许欣慰。
某天下课出来又碰到了小高。新教学楼安排的课程很多,学生们骑着车子艰难地蠕行至楼下,许多人都对划定的停车位视若无睹,总是将车随手一撂便冲向教室。车子乱停,导致每次上下课都非常拥挤。彼时的小高就站在楼前,正揪定了几个学生不放:“同学,请停车入位!你这样停别人怎么走?自行车位在那边,举手之劳何乐不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觉得条条框框约束了你,它同时也维护了秩序对不对?”
我冲他比了个大拇指,他的眼神忽然又像几年前一样热烈了起来,却不再含有任何轻浮的成分。
我们互相致敬,随后一起走至路旁,把那些突兀的车子重新推进白线里。一辆又一辆。
在水七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