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述40年出版往事，映照一个时代群星璀璨的文化气象，《翻书忆往正思君》节选——

　　《翻书忆往正思君》李昕著 上海三联书店
　　从事出版业40余年，李昕先生与诸多文化界重磅人物有过深入直接的沟通。在这本随笔集中，他用温和细腻的笔触，讲述了与近30位学者、作家和出版人的往来故事，生动重现了先生学者的为人、气度和风骨，描绘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气象。书中的一手资料和100余幅照片，既能使读者从独特的角度了解李昕先生的为人为学，也为当代文化史留下了一份鲜活的史料。
　　上世纪80年代，在人文社的作者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有几位学者型作家，例如王蒙、刘再复、高尔泰等几位。
　　我认识王蒙先生，得益于老领导李曙光的介绍。1984年底，我刚刚接手理论组的管理工作，李曙光找我谈话，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自己感到理论组的书稿比较陈旧，新鲜感不足，想组织一点有新意同时有思想冲击力的选题。我谈到几位当时活跃的人物，其中就有王蒙。
　　王蒙是小说家，但是他勤于思考，兼有学者气象，经常发表一些理论性文章。不久前他在《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引起文化界轰动。文章指出，和五四时代的老一辈作家相比，我们今天的作家整个队伍非学者化，作家队伍与学者队伍日益分离，走上两股道路。但是，作家如果不提高自己的学识和文化修养，是很难写出史诗性的伟大作品的。所以他大声疾呼要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从这篇文章中，意识到王蒙其实也是文学评论家，是可以出版评论集的。我的想法得到李曙光的支持，他与王蒙很熟悉，便把王蒙的联系方式告诉我。
　　那时王蒙还在主编《人民文学》杂志，家住在虎坊桥一带的老式居民楼里。我去向他约稿，他很高兴，叫我“小李”，给我讲他和“老李”（李曙光）的一些故事。他编书不难，因为才思敏捷，写得极快，因而手里现成的文章很多，对他来说，不是文章够不够，而是突出什么主题。考虑再三，他决定以《创作是一种燃烧》作为书名，同名的文章也是他当时影响极大的一篇创作谈。
　　他选出几十篇文章，其中有些是演讲稿。我做编辑发稿，重点是对演讲稿做文字润色，把口语表达中不规范的词语规范化。这样下来，有的稿子也改得很花，其实都是一些技术问题，包括“的、地、得”的正确用法。为了尊重作者，我发稿前到王蒙家给他过目。他看我改了那么多，随口说：“你可别给我弄错了呀。”我很自信，说：“不至于吧。”于是他坐在沙发上，一边看稿，一边和我聊天。我发现他可以一心二用，聊天不耽误看稿。聊着聊着，他突然说：“你看，这个地方你改得不对，‘地’应该是‘的’。”我一看，果然是我改错了，弄了一个大红脸。这件小事，我之所以至今还记得，是因为我引以为戒，从那时开始，我做编辑案头工作，凡是在作者稿子上做的修改，我都要反复校核，至少三遍。
　　王蒙对我编辑的《创作是一种燃烧》很满意，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第二年，他担任了文化部部长，家搬到朝内小街一个四合院，离人文社大约有300米，此后我和出版社的同事都常去看望他。去了也并不是约稿，只是聊天。他知识广博、思想敏锐、经历丰富，听他聊天是一种享受，可以极大地丰富我们的见闻。
　　80年代末，他辞去文化部长一职，在家里赋闲。大约两年左右，媒体上没有他的消息。有人在报刊上点名不点名地批评他过去写的一些作品和文章，甚至给他乱扣帽子，也不见他回应。文化界的朋友都不知他近况如何，以为他一定非常失落，情绪消沉。那时我和同事一起去看望他，见他依旧若无其事，谈笑风生，觉得他真是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的人。临出门前，他拿出厚厚一叠彩色照片，从中抽出几张，给我和一起去的同事每人一张。那张照片是他站在自家小院里的半身像，突出他的一张喜形于色的脸和哈哈大笑的表情。那笑真是开 怀，笑容真是灿烂，令人观之忍俊不禁。照片背后有他的亲笔签名。王蒙说，“要过年了，这照片就代替我的贺年片了。”我们顿时感到他的豁达中透着一种机智。
　　王蒙是很念旧的人。最近我读到他怀念当年在新疆下放时与他一起生活的维吾尔族家庭两代人的文章，非常感动。其实，我和他认识37年，他对我也一直是有关照的。几十年来我换过几家出版社，每当需要他支持，向他约稿，基本上都没有落空过。对他这样做过上层领导的大作家来说，我自知卑微，不敢谬托知己，但他还能主动想到我。例如1996年我到香港工作以后，他常来香港，每每会通知我，我便去拜访他，一起吃一顿广式中午茶。我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过他几本书，在北京三联和商务印书馆也是同样。诸如《老子十八讲》《与庄共舞》《王蒙演讲录》《诗酒趁年华》《王蒙幽默小品》等等，都很受读者欢迎。别的不说，他的名字就是品牌。
　　王蒙对我总是比较体谅的。因为他名气大，书也畅销，所以很多出版社都在版税上提高条件，以价高者得的姿态竞争他的版权。但在出版合作条件上他从不过多苛求我。因为受到我所在出版社有关规定的局限，我多次为他出书给他支付的版税，比起别人支付给他的，总要低几个百分点，但他并不介意，很有几分义气。特别是我在香港三联时期，出版了他的《红楼梦》评点三卷本。王蒙对《红楼梦》的评点，可谓哲人睿语，妙语连珠，在红学研究中自成一家，报酬上自然是应该优待的。这本书内地也有不止一个简体字版，出版社一般会按10%-12%的版税率向他支付版税。但我和他商谈时，说我们编辑部研究了，按我们的规矩，只同意给他6%。王蒙很诧异，问我为什么这么少？我说这本书主要内容还是曹雪芹的原著，您的评点只是少部分，我是按照您和曹雪芹平分报酬来计算的，香港人在计算版权方面很严格。王蒙听了，立刻表示同意，说“我不能和曹老先生争利益”，真是从善如流，非常大气。
　　虽然几次和我合作，王蒙在经济上都没有得到很高的回报，但是他对我一直信任和支持。我从香港返回北京，在北京三联担任副总编辑的时期，有一天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聂震宁对我说：“你知道王蒙对你有多好吗？他要我把你从三联调出来，当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这时，我因为已经习惯了三联的出版风格，不愿再换新岗位，便婉拒了。但是内心里，我一直对王蒙先生的情谊心存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