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家”——一位大学教师笔下的家文化

　　婚姻是两性的结合，也是家庭的基础。古语云“执子之手，与之偕老”。择何人结为连理，共度此生，不啻为关乎家风传承和人生命运的最重要选择。
　　“对坏一门亲，败坏九代根。”古人把婚姻视作两个家庭、家族的大事，在择偶时首重门当户对。明代归安嵇氏家规明令“议婚须求门第相等，伦序不紊者”。清代于成龙《治家规范》强调“结亲惟取门当户对，不可高攀，亦不可就下”。士庶不婚、官民不婚、良贱不婚、异族不婚等婚姻制度是古人门户观念产生的重要基础。正是这些婚姻禁止条件，限制了不同阶层间的通婚自由，同时酿成了许多悲剧。江苏靖江陆氏一族，祖上显贵，至陆奉贤时虽已式微，但他仍固守门第之念，三番五次拒绝前来求婚者，只为给女儿寻得一位门第相当的佳婿。结果至其去世，女儿年逾三十未嫁，守贞终老。
　　《增广贤文》有言“婚姻论财，夫妻之道”。婚姻中的经济基础固然重要，但过分逐利却成流弊。司马光痛斥贪鄙之人“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清代夏醴谷亦直言：“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心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婿虽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择偶论财之举严重影响婚姻市场和社会风气，家规家训多以铿锵之声加以批驳。清代朱柏庐《朱子家训》呼吁：“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务计厚奁。”镇江王氏《家训》规定：“凡男女婚配，不论贫富，务择门楣相当，家声清白者，苟爱富嫌贫，许配非耦，通族公议重处。”古人之诫，今犹在耳。
　　“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礼记》中此一言，道出了德行在择偶时的分量。孔子的弟子公冶长，自幼家贫，还进过牢狱，但德才兼备。孔子看中这点，乃将女儿嫁之。理学大儒朱熹欣赏门生黄瀚的品行，亦将女儿嫁之，并称“此女得归德门，事贤者，固为幸甚”。人之德行与家教、家风密切相关，“有其父必有其子”“观其母便知其女”，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无锡郑氏族规要求“娶妇嫁女，毋论大家小家，必细访其门户清白”。择偶既是择人，也是择家。南宋叶梦得警示“无家教之族，切不可与之为婚姻”。明代何尔健更以“凡有嫁娶，须择有家法积善之门第，男性纯良，女德柔嘉者”规训子孙。南宋袁采主张“男女之贤否，须年长可见”，强调德行与年龄阅历互为表里，故不赞成早婚。
　　“才子配佳人”，自古即是佳话。西汉霍光看中隽不疑的断案之才，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北宋文豪苏轼贬谪惠州，十六岁少女温超超直呼求嫁，丝毫不顾对方已是花甲之龄。清代南海县人金翠芬仰慕善长绘画的朱星，历经波折终成伉俪。唐宋之后科举制逐渐完备，凭才学应试夺魁成为入仕的基本前提，而才学也成为女子择偶的焦点，以致出现榜下择婿、榜下捉婿的现象。即便古代主张“女子无才便是德”，但历史上不乏才女。汉代才女卓文君冲破世俗羁绊，与司马相如私奔，当垆卖酒，成就千古风流。
　　古人择偶也看相貌，用今天的话讲就是“颜控”。《诗经》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个相貌出众的女子常能引起公众注目。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正是形容女子美貌的经典词语，只是不同时代、不同人的审美标准有异罢了。当《水浒传》里“万种妖娆”的扈三娘嫁给“形貌峥嵘”的矮脚虎王英，不知有不少人为之抱不平。然而“红颜祸水”之诫亦不绝于耳。浙江慈溪章氏族规明言“求媳不论艳美，必其闺门防闲既正而女德夙优者，方可宜家”。诸葛亮娶了“黄头黑面”的黄月英，受到乡民讥笑，殊不知正是有此丑妻的襄助，武侯才成就一番功业。
　　古人的择偶取向并非完全僵化，而是礼法交织，多元并行。门第、财资、德行、才学、相貌，皆是权衡的尺度。今人提倡婚恋自由，但古人之智犹可为镜。婚姻非一时之选，乃是一生之盟。择偶之道，当贵在兼容并蓄，方得久长。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