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家”——一位大学教师笔下的家文化

　　在古代，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经常受到朝廷的提倡和旌表，相关事迹在正史、地方志等文献中并不鲜见。据称，唐代郓州人张公艺出生于北齐，历经北周、隋朝、唐朝，九代同居，全家九百余口，始终能和睦相处，成为古代治家的典范。浙江浦江郑氏一门从南宋至明代，合食义居达十五世，鼎盛时全家三千余人，明太祖赐称“江南第一家”。
　　上述两则事例，反映了古代累世同居的大家庭的基本形态。在传统认知当中，古代是大家庭占主流，近代以后小家庭才逐渐流行。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综合现有学术研究成果，秦汉时期的家庭以小型核心家庭为主，平均家庭人口一般不超过五口，被称为“汉型家庭”。这一特征与秦国商鞅变法时的“分户令”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小型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仍占主体，但规模较大、结构复杂的多代同居家庭在上流社会较多出现，家庭与同族宗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隋唐时期，平均家庭人口规模比秦汉时期有了提高，八口之家相对常见。由于唐律对父祖在世而分家的行为予以重罚，已婚兄弟同居共财现象较为普遍，被称为“唐型家庭”。但新的研究表明，唐代中后期核心家庭仍然占主流。宋元时期的家庭通常是三代五口之家，有学者称之为“宋型家庭”。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对父祖在世而分家的行为处罚力度减弱，客观上默许了分家的合理性，这使得平均家庭人口规模趋小。不过，对这一时期家庭形态的判断，争议较大，一些区域个案研究的结果甚至相互抵牾。
　　由此可知，秦汉至明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并不占主体，主流价值与历史现实存在较大差距。其实，不仅家庭的形态随社会变迁而不断演变，同一时期不同地区家庭的类型也各有特点。因为全国各地的所有家庭不可能按相同步调、等宽步幅去变化和发展。南宋赵鼎在家训中要求子子孙孙不可分割财产，世世代代保持一户。而东晋陶渊明虽在《与诸子疏》中以大家庭事例教育子女和睦相处，但也说“虽不能尔，至心尚之”，并未强制后人合家共居。
　　其实，古代社会对大家庭的褒扬和期待，归根到底是对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卑有序、一门邕睦的向往。其重点不在于家的形式，而在于家的内核。这一点，《袁氏世范》有比较集中而全面的论述。
　　大家庭的维系贵在“均”。为人父母者或偏爱长子、长孙，或偏爱幼子、幼孙。由于“憎爱之偏”，生活中衣服饮食、言语行为等方面，父母常厚待于偏爱之子，而薄待于所憎之子，由此导致受溺爱者日益骄横，受憎恶者心不能平。此种情绪日积月累，会造成兄弟之间的不和，甚至家道衰败。而为人子者，也应当知晓父母之爱，“长者宜少让，幼者宜自抑”，从而形成兄弟友于的最好状态。
　　大家庭的管理贵在“公”。兄弟子侄同居一处，人多事杂，众口难调，想要治理全家，贵在怀有一颗“公心”。即使是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不可私藏金宝。若有一人处事不公，自私自利，总想多占多得，其他人定然心生不满，也就容易引起争端。而若“各怀公心，取于私则皆取于私，取于公则皆取于公”，众人都能分到公平的一份，哪怕这个数目很小，也能从根本上杜绝非议。
　　大家庭如能长久延续，固然是好，然“性不可以强合”，倘若难以合居，也不必勉强。袁采认为，“父必欲子之性合于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于己，弟之性未必然。”三观不合之人，断难共处一院。假如“为父兄者通情于子弟，而不责子弟之同于己；为子弟者仰承于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听”，那么全家必然和睦协调，不会产生矛盾纠纷。在大家庭内“贤否相杂”的情况下，每人都需要有一颗宽容之心。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大家庭与小家庭同时存在，相向而行，相映成趣。大家庭的理想始终像一座灯塔，而实际的家庭形态则随着社会经济条件不断调适。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的独特魅力。

郭心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