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乡中学读书时，父亲在乡食品站当站长。那时，刚改革开放,农村实行了土地承包责任制，村民们的生产积极性大增，粮食生产也大幅增加，家家都有了余粮，农家人便开始用余粮来养猪。当时，农家出售自养猪需要到设在乡政府的食品站。
　　记忆中，父亲所在的食品站主要工作就是收购农家饲养的生猪。父亲经常和几个同事步行着去附近的村子里收购生猪，每当收购到百十来头猪后，便集中送往县城的食品公司。我们乡的食品站距离县食品公司有25里，一般收购回来的生猪是由食品公司的货运卡车拉走，但有时食品公司的货运卡车去了其他乡镇，父亲他们就需要找人把收购回来的生猪赶到县城的食品公司。每次赶运生猪，都需从村子里雇用几个农民帮忙，工钱是每人2元。那时的2元钱在村民眼里，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有一次，正好是礼拜天，食品站一大早就在做着往县城赶猪的准备。那天，我正想去县城书店买几本书，便和父亲嗫嚅着说：“我想进城买几本书，今天跟着你们一起进城吧。”父亲高兴地说：“也好，今天正好还缺一个赶猪的，你也算一个，顺顺当当把猪赶进城，也给你发2元钱。”
　　依然清晰地记得，那天的猪真不好赶。从乡食品站到县城的那条路两旁全是庄稼地，赶猪上路后，一百多头大肥猪哼哼唧唧着挤成一团。我和父亲与另外雇来的两名村民分别守在猪队伍的前头、后面和左右两旁，前面的人给猪带路，左右两旁的人防止猪跑庄稼地里，后面的人防止猪掉队丢失。就在快到县城的一段路上，猪群前面开来一辆卡车，一声喇叭响后，像在猪群里扔进了一枚爆竹，受惊的猪一下就炸了窝，慌乱地四散奔逃。有许多猪窜进了路边的庄稼地，我们几个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惊魂不定的猪收拢在一起。待小心翼翼地赶着猪群穿过热闹的县城街头，走进县食品公司交猪点数时，才发现少了一头。几个人顾不上去县城做其他事，连忙原路返回，在猪受惊的那片地方细细搜寻起来。最后，我在一块玉米地里发现了那头走失的猪，它正卧在庄稼地里呼哧呼哧喘粗气。几个人再次把那头猪赶回食品公司，才算交了差。我拿着赶猪挣来的2元钱，跑到书店，买了几本心爱的书。
　　利用休息时间，我还参与过几次赶猪，前前后后一共挣了10多元钱，全部跑到新华书店买了书，算是我第一次暑期打工吧。
　　第二次“打工”赚钱，是在父亲做监工的建筑工地上当小工。
　　随着企业流程的精简，食品公司为省去一道手续，要求父亲他们把收购回来的生猪就地屠宰冷冻，然后食品公司派车来调运猪肉。这就需要重新建设生猪圈舍和冷库，于是，父亲向村子里申请了一块地，开始建新食品站。
　　那年，我正好初三毕业，在家里等待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父亲便把我“抓差”到工地上当了一名抱砖瓦、递灰斗的小工。每天早上7点上工，一直干到晚上8点多收工，每天的工资是2元钱。父亲天天在工地上当监工，从早到晚在工地上转悠，偶尔会帮我抬抬灰斗，替我擦擦脸上流下来的汗水。这样，我咬着牙整整在工地上干了一个月，直到收到高中录取通知书。我带着自己凭汗水挣来的60元钱，到校缴纳了一学期的学费、书费和一个月的伙食费。
　　学生时代的两次“打工”经历，让我明白了挣钱的不容易，也懂得了大人养家的辛苦。从那时起，我养成了过日子勤俭节约，量力而行的好习惯。

白建平（岢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