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1年生人，那个时候国家极度困难，我们家也家境贫穷，所以从小学到大学，我都在为学费而发愁。
　　我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每年东山日头背到西山，也挣不了几毛钱，我上小学时，一年两三块钱的书费都交不起。我大伯父算是个生意人，在集市上卖菜籽，手头比较宽裕，父亲无奈之下就让我找伯父借，谁知一进伯父家门就遇到刚过门不久的堂嫂，把我一顿臭骂，赶了出去，我只好含泪而返。
　　后来我在临猗县艺术学校读书，学的是美术，一学期7元钱的学费交不起，父亲只好把家里唯一的一瓶食油卖了给我凑学费，可依然难以为继在县艺术学校的学习，我只好转学到本村的孙吉高中，这样可以省下生活费，又不至于辍学，但还是被15元的学费难住了。父亲看遍人间脸色，借到了7块钱，还有8块钱的缺口，怎么办？村里有些养猪的人家收干草，就是把草晒干，然后用铡刀切成一寸长的样子，一斤3分钱。6斤草才能晒出1斤干草，算一算，我要把这8元的学费凑齐，需要割多少斤草？1600余斤！那年暑假，我顶着烈日拼命割草，手磨出了茧，肩压出了泡，脸晒出了油，汗流成了河，但我无怨无悔。父亲从生产队的马房借来铡刀，我和父亲每天铡草，然后挑着卖给养猪的人家，如此坚持了足足一个暑期，终于凑够了那要命的15元学费。可以说，我的高中之门，是用父亲的乞求讨开的，是用我的镰刀割开的。
　　两年高中苦读，1980年我终于如愿以偿，考上了山西大学中文系，高兴之余，又为学费发愁了。父亲依然是看遍人间脸色，低三下四，求爷爷拜奶奶，到处借钱。我的堂姐夫在荣河镇粮站当站长，是“吃皇粮”的人，又算是个官儿，父亲硬着头皮、低下长辈的身段，从孙吉村到荣河来回走了60里路去借钱，结果吃了闭门羹。最后还是靠乡情，邻里邻居的乡亲们恭喜我金榜题名，纷纷来家贺喜，有的送一毛钱，有的送两毛钱，有的送五毛钱，有的送一块钱，有的送两块钱，有的送五块钱……最多的是我们队的生产队长丁守义送了30块钱，就这样凑够了我入学的学费。
　　四年大学生活，我享受了国家头等助学金，但生活费依然是个问题。我二姐夫开砖窑，年过六旬的父亲就在姐夫的砖窑帮工，为我补贴生活费。最难忘的是每当我上学时，母亲总会拿出一个小手帕，里面裹着一些零碎钱，有1分、2分的，有5毛的，最大面值的就是1块钱，都是她捡破烂攒下的，母亲小心翼翼又郑重其事地交给我，一切尽在不言中。
　　在最拮据的时候，为了供我读书，父亲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连一只小板凳也未能幸免。我爱人回忆第一次到我家的印象：家里房屋没有正式的门，只有用纸糊的风门；没有人坐的地方，只能坐在炕沿上；没有煤炭，烧饭用柴火；没有餐桌，待客就是西瓜就馒头；有一间房顶上有个大窟窿，下雨就会落在屋里面……真是穷得彻底！
　　任何的艰难困苦，都动摇不了父亲让我求学的坚定意志，他虽然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但他坚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我小时候，父亲特别羡慕民办教师，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能当上一名民办教师。如父所愿，我不仅当上了正儿八经的人民教师，而且还成为了深圳市先进教育工作者。
　　现下，如果父亲知道我研究的“语文课堂立体教学策略体系”荣获了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如果父亲知道我正在全国各个革命老区义务送教，推广自己的教学成果，收获无数掌声，他应该会笑得合不拢嘴……

□孙春成